我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并担任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一九八九年后，由于我在“六.四”期间组建了全国高校的唯一一个教师非法组织──“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当局对我实施长期的政治迫害。在此期间，我仍然继续从事追求民主与人权的活动。于是，
当局的秘密警察组织──国家安全部，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在北京对我进行秘密逮捕。由于我在北京各大高校及知识分子中的广泛影响力，当局不敢在北京对我进行审讯，而是在逮捕我的当天立即将我押送到贵州省。贵州省位于中国偏远的西南山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很落后。那里终年阴云不散，是中国自古以来对政治犯的流放地。
当局指控我的罪名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在审讯过程中涉及到的具体罪行有如下１８项：１、以竞选人身份参加八零年北京大学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２、八九“六.四”事件中，发起组建全国高等院校唯一一个教师的非法组织“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以及非法发起召开全校教工大会、全校党员大会，并撰写《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为动乱推波助澜；３、九零年出版的《荒原风》，系统否定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并以该书中的“余韵”一篇，为 “六.四”暴乱唱挽歌；４、九零年和九三年两次煽动北京大学学生推举自己作人民代表候选人；５、九一年煽动北京大学学生抗议日本天皇访华，干扰国家的外交政策；６、九二年非法主编、出版《历史的潮流》，企图以此书分裂共产党
中央；７、九二年向北京市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历史的潮流》为非法；８、九二年六月十四日发起召开，并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参加的“奥林匹克饭店会议”，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９、九二年十一月发起召开由国家官员和自由知识分子参加的“大钟寺饭店聚餐会”，企图为“六.四”事件翻案；１０、九三年秋，为抗议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以政治压抑学术自由，进行个人静坐示威；１１、九四年初就警察对自由画家严正学施暴事件，
发起三百人签名抗议活动，企图造成社会动乱；１２、发起组建涉及十余个省区的自由工会性组织《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１３、试图组建包括魏京生、闵奇等人在内的民运领袖集团；１４、九四年二月，参予煽动山东某县农民基督徒进北京抗议当地警察迫害宗教自由的活动，并同意作农民基督徒抗议活动的律师；１５、与柴治国等持不同政见共产党员一起，组建反党集团性质的秘密组织；１６、长期以来，通过组建公司、举办和参予各种讨论会等方式，向党政军各要害部门渗透，为邓小平之后，发起民主运动与专制政治的决战，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等方面的全面准备；１７、撰写了作为民主运动理论纲领的著作《民主与共和》；１８、为发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撰写了揭露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内蒙古人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反动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学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
当局对我的所有指控都属于现代人类良知所不能容忍的范畴，都属于政治和思想迫害的范畴。
一九九四年九月，在对我关押了半年后，当局以我永远不能回到北京，必须终生留在贵州为前提条件将我释放，尽管我的家人全在北京。事实上，当局是将我终生流放在贵州。
在中国古代，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酷刑。在现代中国公开公布的法律中并没有这一刑罚。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虚伪性决定了，实际执行的法律与公开公布的法律往往不一致。将我终生流放贵州就是证明。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开始，我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数年后，校方将我聘为教授。同时，由于我资深的学术资格与出众的教学水平，学术界推举我为：1）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2）贵州省教学名师。3）贵州省省管专家。4）贵州省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5）贵州省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6）贵州省劳动者人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7）贵州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8）贵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9）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客座教授，等。
从被流放之日起，为了揭露中国共产党暴政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我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在从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二年的这八年间，我共创作了四部文学著作。第一部著作是《自由在落日中》，它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蒙古人民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第二部著作是《文殇》，它是我的自传体小说。该书以我所从事的民主活动为线索，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运动。第三部著作是《金色的圣山》，通过对藏族男女苦难生活的描写，揭露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藏族宗教文化灭绝人性的摧残。第四部著作是《回归荒凉》，它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性普遍堕落的悲剧。
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是共产党专制政治的本质。所以，我的这四部小说都只能是在秘密状态中完成的。在完成后，由赵晶女士输入电脑。今年三月，赵晶女士帮助我将文稿刻录了一百张光盘，并于六月分送我的一些朋友阅读，以便进行传播。
七月初，一位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机构任职的朋友告诉我，当局已经知道了我的小说及我刻录光盘的事。据说，一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指示：“严密侦查，在有完全把握收缴全部手稿的情况下，再次对袁红兵实行秘密逮捕。”显然，我的小说随时有被收缴的危险。为了通过保存并出版我的小说，向人类及历史揭露中国共产党暴政下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对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进行道德指控，我不得不离开中国。同时，基于同样的原因，我根据美国宪法及国际法，提出前往美国政治避难的申请。
另外，由于我的文稿全部是由赵晶女士制作成电脑资料和光盘，同时，存有我的文稿的U盘也是由赵晶女士秘密携带出中国国境的，因此，她也处于随时被逮捕的危险之中。在此，同时提出前往美国政治避难的申请。
赵晶简历：
赵晶，女，1973年10月20日出生于贵州省。199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1995年－1999年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2000年6月加入广州宝洁公司（美国宝洁公司大中华总部）客户业务发展部，现任区域经理，负责核心生意渠道在贵州省生意的发展。
1．出版
──《证据学》, 《法的精神漫谈》，《刑事诉讼法学》，《判断诉讼证据标准论》等11部法学学术专着，并发表过几十篇法学学术论文；
──《荒原风》，《历史的潮流》等。
2．因出版《历史的潮流》抨击左派，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在法学界搞资产阶级 自由化，在政治上犯过严重错误的法学家。与群众出版社的于浩成等人被评为中国法学黑派《历史的潮流》
3．1995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中关于1994年中国部分提及袁红兵
(转自《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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