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7时，湖南省湘潭市双扶煤矿运输系统进行提升时，因电缆折断，造成电缆短路起火，导致井筒木支架着火燃烧，使当时正在井下作业的95名矿工被困。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紧急组织救援，有92人被抬出矿井，其中18人被送往医院救治，6人已确认死亡。
因井下情况恶化，17日搜救工作被迫停止，尚困在井下的3名矿工生还希望渺茫。
专家称，如果下去搜救就必须越过火灾区域，但大火已使通往井下600米的井洞处充满了大量有毒气体，其中一氧化碳超标达两百倍。
目前，正在医院治疗的矿工中有6人因在井下被困超过10个小时，现在仍处于昏迷状态，情况较为危急。
近年来，矿难事故频仍，记者在网上搜索“矿难”一词，显示188000条相关网页。
今年春季，《了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已经进入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期。文章说，通过对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形势的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0美元～3000美元(1美元约合8.25元人民币)这个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这篇文章说：“事实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
另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004年1～5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66159起，死亡52719人，其中，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5164起，死亡5693人。
“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和北京安徽SARS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看上去似乎并不相关，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共同预示着一个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和洪大用教授如是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对社会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但应对风险的机制不健全、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
“一个小村庄被山洪冲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城市与村庄不一样……以前停电，点上蜡烛就行了，可现在停电就意味着停水、停地铁、停电梯等等。人们已很难想像一个没有电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李路路教授说。
他认为，城市的社会公共安全包括卫生、交通、通讯、环境、日常生活、商品供应、社会抗争活动、破坏社会秩序等多方面，这些都可能会威胁到城市公共安全，进而加大城市社会风险。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吕斌说，中国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这是城市化带来的。
从1990年到200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从18.96%提高到39.10%。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经进入“加速阶段”。
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二十年中，就中国继续发展而言，中国的城市发展将是最为主要的政策之一”。
洪大用教授把中国目前的城市扩张比喻成“摊大饼”。他说，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以及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正在成为落后乡村包围着的“孤岛”，而且，这个“孤岛”内部缺乏有机的整合。这种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失衡”对城市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胁。
他分析说，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社会的风险具有人为风险特征，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现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城市作为人工环境，本身有很强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发展，但是，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对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准备不足。
2003年11月3日、2004年4月13日，湖南省衡阳市发生衡州大厦特大火灾坍塌事故、衡州大市场失火。半年之内的两场大火烧出了城市消防安全建设中的“欠账”：市规划局对建筑消防通道安全隐患进行了地毯式清查，共查出301处隐患，需要开通消防通道而拆除的建筑7.1万多平方米，围墙3029米。
某直辖市消防总队统计，该市至少要配套108个消防站，但实际的消防站建设率只有5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城市人口大规模集中，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是城市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但城市在行政管理上也存在问题。有了设施还不行，还必须有政府进行协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能认为，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问题，是凸显我国社会整体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
刘能列举了城市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六大社会安全问题：贫富分化加剧，众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尊严安全受到威胁；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众多人口的健康安全和心理安全受到威胁；SARS、艾滋病、性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行政执法监控出现漏洞，以及危机处理操作不当而导致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
专家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
负责危机处理的机构分割严重，配合生疏，很难协同作战，信息共享
在SARS暴发期间，北京曾出台一项措施，就是不让农民工回家。这对农民工数量有限的大企业来说或许能贯彻执行，但对众多的中小企业如饭馆、发廊、小卖部等来说则很难，因为那里没人管农民工，也没人能够管得住。
李路路教授据此分析说，从SARS暴发看，中国城市社会还没有有效的应对办法，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基础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非常严密的控制体系已经失灵。简单地说，过去的办法不行了，而新办法还没有。这就是中国城市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存在的根本问题。他说，就拿北京这次强降雨导致交通瘫痪来说，难道人们不知道要下雨吗？知道。但是，人们事先并不知道雨后是什么样子。
李路路教授认为，一方面，城市既是一个有组织、高效率的社会，也是一个很脆弱的社会。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赖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城市各个部门相互紧密联系。假如哪个环节有问题，就会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假如城市人口分散居住，城市的社会公共安全相对就要好一些。
另一方面，城市社会里的很多风险原本就已经存在，但一个成熟的社会，都应有一套相应的应对风险的机制。可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已经实效，而新的控制体系和应对危机的能力都尚未建立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比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死了那么多人，整个社会仍然能够被有效控制，但去年和今年的两次SARS危机则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国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已经失效。
公安部消防局的一位负责人说，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种火灾隐患还未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加快健全火灾救护的应急机制，才能为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芬兰的紧急响应机制，可以在半个小时内让全国的人钻入地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火灾预警机制还相当落后。
吕斌教授认为，城市越大越脆弱。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说，在对城市要求越来越高效率、高精确率情况下，一个小螺丝可以导致整个体系崩溃。一方面，城市扩张得很快，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在开发物业的同时，基础设施没有跟上，在中国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很大一片住宅小区没有排水系统的现象，开发商只管盖房子，不管配套设施，这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即使配备了基础设施，还需要考虑其负荷能力。房子盖多了，积水往地下渗透的能力就会减少，这样就会出现安全问题。
洪大用教授说，“不负责任”的心理和城市建设的急功近利心态是城市风险防范失灵的根本原因。这样管理城市，必然要使中国城市化付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本，包括社会资本、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损失。
在谈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暴雨危机处理时，刘能副教授认为，“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合理的危机监控和处理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其知识储备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处理危机时，我国负责社会危机处理的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相互之间分割严重，配合生疏，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很难达到危机处理所需要的协同作战和信息共享程度。
据了解，去年底开县发生井喷事故时，有些群众不是紧急向外跑，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感觉不舒服时，想跑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建在村庄周边的气井，并没有制订出现事故时如何应对、如何组织群众撤离的预案。
记者还了解到，某市近年来频频引发火灾的以街为市、堵塞消防通道的问题，在整改时各职能部门往往相互推诿。去年8月发生火灾时，救火的有关部门都到了场，却很难形成整体效应，仅调运一个消防泵就花了半天时间。还有一些易燃易爆的高危行业，几乎所有的审批环节都有单位管理，但到了火灾预防阶段却没有部门落实。
刘能总结说，中国的危机处理系统跟不上危机爆发的脚步。他认为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共安全，目前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面临重重危机，但危机处理机制却不尽完善，危机对应策略的生产仍旧处在跟不上危机发展脚步的态势之中。
公共安全事务绝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情，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
洪大用教授说，社会安全问题具有突发性特点，不容易预测，但容易引起伤害，但城市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降低的。那种简单地在城市里划分商业区、生活区、生产区，未必是好的做法，如果把人们的居住、购物、就业等尽量放在一个区域，这样就可以减少城市流量、降低城市社会风险。
吕斌教授还就城市安全问题提出四大建议：第一，在城市设计规划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安全因素，要在关键节点上增加安全系数，如果多花钱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是值得的。第二，城市化的规模、速度要理性。现在很多问题都与城市发展速度太快有关。第三，中国城市开发商一定要分担基础设施建设，不能靠政府单方面投入。第四，加强平时对安全系统的管理、维护和建设。
吕教授说，中国城市化在急剧发展，这让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现在康鳌翱蒲У姆⒄构邸笔怯械览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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