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

王友琴博士这部关于文革死难者的调查专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她从一九八○年便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资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并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材料的收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过程。基本上她是亲自访问当时的学生和教师，先后共有上千人。大部份受访者以及死难者的家人，不是余悸犹在，便是受不了回忆的痛苦，因此开始都不肯说出真相，友琴必须耐心地作说服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才能打开访谈之门。为了避免记忆的失误，友琴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努力，尽可能地到各学校核对记录，确定死难者时间和事件始末。她调查的学校（以中学、小学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山西、陕西、四川、新疆等二十五个省市区。除了当面访谈之外，她还通过通信、电话和网络种种方式增补了不少资料。访谈和调查告一段落后，友琴又花了几年时间全面整埋所有的资料，最后写成这部专书，包括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的传记。

成书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二万以上（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二○○一年下册，八百四十六页）。友琴搜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过是韩愈所谓“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除了极少数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级干部之外，这一百七十多万人都已成了无名冤鬼。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将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从“身与名俱灭”的绝境中挽救了出来，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友琴关于受难者的访谈后来虽扩大到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但主要对象仍是中、小学的教师。这是本书的重点之所在，中、小学教师在“文革”受难者中显然构成一特殊的“类”，本书关于他们的大量传记等于正史中的合传（如《后汉书》的“党锢列传”），为未来史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因为“文革”的波及面太广，如果对受害人物不作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是无法展开的。所以我深信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将来史学家无论是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会史都不能不建立在这部专书的基础之上。
　　
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在西方是新起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便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从六十年代起，展开了口述历史的研究，后已出版了许多专书，这两处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以个人为本位，也就是口述自传。对照之下，本书包罗的人物则多达六百余名，规模宏大多了。但本书所用的访谈和实地调查其实正合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孔子说，“文献不足，是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便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因为“献”指“耆旧”，即老人。老人传述的故事是历史的另一重要根据。所以司马迁撰史记列传，往往在传末（“太史公曰”）说明他调查访谈的过程。最明显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按：樊哙之孙”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卷三五）。

　　这不是和友琴的访问调查，先后如出一辙吗？《史记》中尚多他例，这里不必详举了。这一搜集活史料的方法，后世仍然沿用，特别是在宋以后的地方志中。例如民国初年所修《婺源县志》的“凡例”中便标明“采访员报”，可知其中不少事实是从调查访问中得来。我很高兴看到此书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为后世提供了这许多十分可信的原始史料。

苏共体制与中共特色的可怕结合

　　友琴之所以奉献二十五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被红卫丘学生活活打死，她是红八月的第一个牺牲者。当时友琴才十三岁，正在该校读书。这一惨绝人寰事件必然在她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与恐惧。这才是本书从创始到完成的真正原动力。我虽然当时身在海外，却也能间接印证本书的调查结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遗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亲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两次回到故居和他们团聚。我听到有关“文革”的第一个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学红卫兵打死校长、教师的情况，他们绘声绘影，描述得如亲临其境。最使我难忘是某一间中学（校名忘记了，但前面是很大的数字）的学生在教室中用钉板和皮带铜头痛打老师，血肉横飞，沾在四壁。他们还告诉我，我的一位侄媳妇，在安庆教中学。“文革”爆发后，她也是被学生打死的。当时同行中有考古学家亡友张光直，早年在北京上过小学，和校长的感情很好。他听了我的转述，有点怀疑是不是事实。过了两天，他特别去探望了他的校长，回来后告诉我，这位校长的双腿都被学生打断了，已经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听来的事迹竟和本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若合符节，则本书字字都是实录，更无可疑。

　　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断绝过。晚明以来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民国以后则改为“天、地、国、亲、师”，为甚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过我愿意指出的两个关键性的事实：第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俄国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全面征服了中国；第二是这个征服了中国的“列、斯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又发展了更可怕的“中国特色”。

　　所谓“列、斯体制”当然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极权统治，毋须多说。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态度则是反对知识，敌视知识人。这是因为极权统治必然采取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个“党”绝对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体地说，“党”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诈和残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夺来的政权。对于这个“党”来说，失去政权便等于宇宙毁灭。从个体的角度说，每一个“党员”则同样必须用一切手段保持他个人所抓在手中的“权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灭少。有权便有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信条。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在此。由于这个缘故，党内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党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这套意识形态是绝对真理，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有怀疑，“党天下”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所以，“党天下”本能地反对知识和敌视知识人。前苏联的“列、斯体制”从一开始便彻底体现了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ism）的精神。无论是哲学、文艺、社会、科学、史学都必须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斯大林的语言学”和“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笑话，事实上早在列宁生前，这种倾向已十分明显，一九二二年苏共的刊物上便开始攻击爱因斯坦和其它“唯心主义”的科学家了（见 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 Oxford,1990, p.213 ）。

“党天下”本质导致惨剧迄今不止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已一语道破，在文革期间他曾作自我评价，肯定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二八）他自封为“马克思”不过是自我陶醉，说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正名副其实。这里的斯大林不仅指人还指体制。秦始皇则象征了他的“中国特色”，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却偏偏在这四个字上继承了他的衣钵。所以在政治运用上，毛和他的“党”充分复活了中国专制帝王的统治手段，包括特务制度（如明代的东、西厂）、文字狱等。甚至毛语录和红卫兵也可以在明太祖那里找得到源渊。明太祖写过《大诰》三编，事实上即是他的语录。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学生（从国子监到社学）都读《大诰》，而且还下诏说：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见《大诰续编校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天下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一套“至宝”，岂不是“文革”时期的“红宝书”吗？《明史刑法志一》说：

于时（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卷九三）。

　　试想这和百万红卫兵人人手举《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高呼万岁，有何不同？明初人口不过一亿人上下，这十九万余人集会在南京，以比例而言，较之百万红卫兵的声势一点也不逊色，所以毛的“党天下”除了外来的“列、斯体制”之外，其“中国特色”也同样不容忽视。“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是如虎添翼，威力无穷。而且不仅中国为然，前苏联的一党专政也同样有其“俄国特色”，即沙皇制度。早在一九二○年俄国文学家米诺可夫（Miliukov）便已指出：布尔什维克专政在理论上来自西方，在实践上则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历史文化的底层（见Paul Miliukov ,Bolshivism: An International Danger London, 1920 , P.5）。

　　列宁建立政权之后，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降低过去的学术水准，二是打击教师的权威。中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个卢布，而学校工友的月薪则是七十个卢布。“党”更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羞辱老师，使之无地自容。后来一位文学家曾假借十五岁学生的日记的形式创作了一本小说，描写学生如何横蛮粗暴和教科学的女教师最后怎样惊惶逃走，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唯一与文革不同之处，只不过学生没有动武罢了。（详鸬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vik Regime, New York,1993 pp.318-9）中共的党天下在体制上对苏联亦步亦趋，因此也是一开始便将教师贬为三等公民，并极力挑拨学生去攻击先生。一九五二年陈寅恪写了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

　　证羊见惯借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

　　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详细解说见我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一九九八年页五四至五六）陈先生极为敏感，所以早在一九五二年已“一叶知秋”。十四年后学生打死老师的现象决非偶然，文革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所能掀起的。这一切都内在于“党天下”体制的本质。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

　　所以文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党天下”在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进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声。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进程的终结，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十五年前天安门的一幕，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已变得若存若亡了，但还是有人不能忘怀。最近向“人大”“政协”上书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其中最可敬的一位。

　　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附录：

《文革受难者》征求订户

各大学图书馆中文部：
资深的文革研究者、芝加哥大学跤亚俨┦啃伦?br>《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已由开放杂志出版社编辑完成，即将于五月底在香港出版发行。特此向各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征求订购。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现代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中国作家苏晓康为此书作序，高度评价这本文革研究专着的史料价值，记录迄今被“体制性封尘”的残酷暴行，描述数百名受难者的命运，为文革浩劫作出惊人的见证。

《文革受难者》 收集六百六十余名死难者在文革中遭遇的迫害和死难经过，大部分是不知名的不被记载的小人物，作者对这些受难者寄予深切的人道关怀，开启中国现代史研究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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