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台湾大选两大营垒的激烈“争吵”、互骂，难道不是“民主政治”吗！当然，其中的污蔑、诽谤，是“亚洲民主政治”特有的，应该力避的。
民运的“民主政治”训练差得远呢！
晨海搞错了一点。
任畹町并非骂方觉“觊觎新民主政治代表人物”的宝座。文章的副题标明了立论的前提，侧重的是，评论方觉对89民运6•4“黑手”的立场和态度。进而，证明什么人才做得民运的“代表”。
文章还要阐明的是一个“民主斗士”应该如何对待个人的“政治资源”，一个胸怀民主大志的人应该如何尊重民运的光荣历史、精神财富。即便方觉是“政治犯”，又能怎么样？
方觉以“未决犯”和“经济罪”的“政治流亡”在美中“人权”对话史上是开先例的。
如果，“经济犯”能够“政治庇护”，那么，方觉第一次被判“经济罪”4年，就可以直送美国。但是，事实上，没有。因为，政治庇护规定不允许这样做！即使对方觉的“经济罪”是100%的诬陷。
那么，为什么3个月后，国际规则被打破？允许一个前“经济犯”的“未决犯”跨越庇护规定，完成了“政治庇护”的外交过程呢？难道美国人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和可靠过程，会认为对方觉的“经济罪”是诬陷呢？
这个秘密如果不说穿，不但使方觉继续陷入自设的误区，而且，会有更多的非“政治避难”，演义出新的“雄心壮志”。
（一）
显然，非政治罪，已经是打击民运的特定模式。
对刘水，对韩立法和姚振祥等“嫖娼、盗窃劳教”的“陷害”，都没有如方觉案的“出国”和“政治庇护”的问题。因此，认定这种“诬陷”，要简单得多。
方觉案的奇迹，首先面对的是，为什么在中美人权对话史上，违背了国际通行的“政治庇护”规则，造就了“经济犯”“未决犯”的“双重”“政治庇护”案。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追究和讨论。
前文已经证明，导致这个荒唐结局的秘密是方觉以“民主派的纲领意见”为资本，在民主理想的热烈冲动下，充分利用了“纲领意见”“有名”但是“无罪”的悖论，迫使中美两方都深陷这一泥潭而难以自拔，推演了美中双双违背惯例。
方觉出国“搞民主”并不重要。重要是，其“出国”所设计的心机必然丧失其应有的“道德资源”。
方觉“经济犯”的既往历史，并不妨碍一切“非政治犯”贡献于民主事业。何况，方觉的“出道”是“民主派纲领意见”的政治性文件。
方觉现象集中在“纲领意见”有没有罪？中共是否“不敢”对“纲领意见”“判罪”？对方觉的“经济罪”判决是否有如刘水、韩立法和姚振祥那样简单的“诬陷”？
后面，还要比较方觉的“经济罪”判决和彭明“嫖娼收容”。
方觉第一次坐牢，美中两国没有把他接出国，这命中注定了，他必须为自己出国的设计付出“经济犯”“未决犯”的必要代价。
如果说，当局以“经济犯”陷害方觉，不如说是方觉迫使当局造成的。他自己不能不负责任。
因为，当局对“纲领意见”“无罪”的认定与方觉要求“政治庇护”的设计形成尖锐冲突！
“纲领意见”的最高纲领是“构筑宪政基础、开展多党政治、民选行政首长、军队国家所有、司法充分独立的现代国家的根本制度”。
请看，当局对这种“最高”言论何以判罪！？中共党员是不可能提出这个主张的。因为中共党内不存在“民主派”。
准确地说，是方觉首先以“纲领意见”为本钱，意图套取“政治犯”和“政治流亡”的身份，结果，迫使当局最后选择了以“经济罪”了结这宗并非“政治罪”的案件。换位思维一下，不然，当局怎么收场？
美国人的得意杰作是，它违背了通行的“庇护民运”惯例，破例从监狱捞起一个有政治声誉的“未决犯”“经济犯”。
共产党至今未必意识到，在美国的压力面前，它被迫从监狱窝囊地破例被迫放走了一个“未决犯”“经济犯”的“双料”，不止是“哑巴吃黄连”，而且，有失“国家尊严”。
因为，这不是严格意义货真价实的“政治迫害”“政治流亡”。
反正，中国大使馆在南斯拉夫被人家不明不白地炸了；中国空军在南海被人家撞掉了；21世纪的共产党，也不怕丢脸了。
但是，美国人和中共不知道，他们的“热情”和“顺水推舟”，给方觉带来了“民主新代表人物”“理想”与“生活”的矛盾和尴尬。
因为，民运的“代表人物”不仅是民运内部激烈争夺和反争夺的重大场所和内容，而且，是“反民运战略”危害的永恒主题。
有敢于得罪于方觉者，就在于“民运道统”极其“代表人物”的严重意义。
无论方觉理解或不理解，意识或不意识，这是他从“纲领意见”到“经济犯”到“未决犯”到“政治流亡”到“方觉自传”的命运所注定的。
在民运领域，什么是“政治迫害”“政治流亡”？受到中共政治罪名的刑事或行政（劳教：罪行轻微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处罚，是“政治迫害”“政治流亡”。
什么是“民主英雄”？受到中共“政治迫害”的“自由民主派”（含“反叛共产党人”）是“民主英雄”。
“六四”15年祭，使我们已经看到，对89“民主运动”并非简单学潮的定位和讴歌已经不可逆转，已经取得共识，已经深入人心。
弘扬89“民主运动”的真义，论证“全民参与”的史实，揭示“流血”革命的内质，驳斥一切荒诞不经，已经不是“舌战群伦”的“孤独”捍卫，而是民运的“群起而拱卫”。
（二）
98-99当年，几十个“民主党人”判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共产党毫不含糊，凭什么对“纲领意见”“网开一面”“含糊不已”！有什么“不敢”判的呢？！
不错，“纲领意见”不满江泽民主导中国政治。只要江小指头一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就够谁喝一壶的。但是，连续几年指名恶骂江泽民的刘晓波、郑贻春以至今年的吕加平，至今，哪个问罪了！
根据共产党的独裁本性，没有疑问的是，当局对“有政治影响”的“民主派的纲领意见”，曾经做过“有罪”的推定。此中，没有秘密可言！不需要“内部消息”给予支持。
然而，前期的内部评估与最终的判决结果，到底是两回事。这在中国的司法界，是常例，并非稀罕。最终结果是没有打“纲领意见”“政治罪”，这是事实。
79年的“中国人权宣言”同样享有盛名。作者曾经内定13年徒刑。最终，以4年劳教结束。对此，没有理由把前期的“内定”过程作为案件的处罚结局。
即便在民主国家，处刑的弹性也很大。美国总统照样对知名人士的处刑和大赦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纲领意见”是1997年11月15日发布的。方觉真正被抓的原因是继续预备在98年7月25日举办“政改研讨会”。结局表明，方觉也并非会以“政改研讨会”判罪。
88-89年北京无数的“政改研讨会”，以至于今天，不少有政治内容的研讨会，没有一个“判罪”！共产党再胡来，这个底线至今很严格。
（三）
98年，彭明的“中发联”同样享誉内外。最终，当局打他“嫖娼收容”18个月。为什么？因为，抓不到他任何“政治罪名”。
因为，严格或不严格地说，“中发联”不是民运组织，是独立于官方的“体制内”民间组织。只是因为彭明联络民运，民运联络“中发联”的双方需要，搅在一起了。
当时，作为共产党员的彭明，“第四座丰碑”集中表明了彭明的“大象治国理念”和政治立场。查目录第四编战略对策第十一章第一节政治制度国体社会主义不变；政体基本原则为中共领导；
“中发联”的门口贴有告示。大意是不得议论、漫骂中共领袖人物。每周一次研讨会。所发表的多为经济文件。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的字眼和纲领。甚至，主张放弃对六四的追溯，并和他人联合“声明”，劝阻98组党。
彭明流亡美国没几天，就开始咒骂民运。他在“民主工程”里宣布：
“民运这面旗帜已经臭了烂了，且难以修复或修复成本过高。这面旗帜已无任何感召力”。“民运已经不再是荣耀，而是一面耻辱的旗帜”！
所有人都不行了，要由他来收拾残局，组织了“联邦党”和“联邦临时政府”，是典型的“民运道统”否定论者。
最近，彭明被缅甸军政府递交中国。
易改在“彭明悲剧性的角色”中写道：他一直尝试着共产党所设计的体制内的奋斗模式。等待着政治局的垂青。这种被抛弃的和愚弄的屈辱导致他走上另一个极端，成为反对运动的一员猛将。勇猛得有些变态。
（四）
对于民运来说，方觉是半路出家的后来者，是曾经有过“从政经历”的“商场失意者”。从整个过程来看，在当局眼中，方觉不是正经搞民主的，甚至，早已发现了其“出国”的意图。所以，才找了一个“经济罪名”。这是当局特有的认识误区。
但是，“纲领意见”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与“中国人权宣言”所提出的框架即诉诸的范畴、对象和概念是基本相同的。是因为它更为系统、全面、发展、实践化地阐明了“人权宣言”的诸种基本课题。
我仍然保留98年的如下立论：如果说“中国人权宣言”是一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公民权利的“简约”，那么，“民主派的纲领意见”则是20年后的“详约”。
“纲领意见”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性、可行性、过渡性的全方位举措，意义重大。
20年后的中国民主派才取得这种思想纲领上的进步与发展，十分可贵，同时，表明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演进的缓慢。
根据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此，将作为“简约”的“人权宣言”和作为“详约”的“纲领意见”综合对比如下：
一、“人权宣言”：同盟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权宣言”。这是中国人民政治觉醒的新标帜，是当代真正的历史必然性。
把个人思想写进宪法和把接班人写进党章是同样荒谬的，是违背思想言论自由原则的，也是违背物质关于“质的多样性”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封建（专制）性的表现。
公民要求国家继续打开封闭的大门，让思想冲破牢笼，让自由吹遍天下，让智慧的中国人民分享全人类的宝藏。根除阶级偏见，取缔欺骗宣传。
“纲领意见”：人权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基本尊严。
尊重思想观畹亩嘌(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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