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罚款中国新贵超生成地位象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超生游击队”，经小品的演绎而深入人心。然而，近几年来，大城市中的“超生富贵兵团”几乎颠覆了这一负面形象，也令原本时尚的“丁克一族”失去往日的魅力。

　　同时，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与人们的生育意愿下滑矛盾地存在着，“丁克家庭”与新一代“超生游击队”矛盾地存在着。中国城市人口状况及新贵们的生育观念正经历新的变化。

　　最近，中国的许多网站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去年底，上海的一胎化政策出现松动，上海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和海归派等“新贵”中，希望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甚至第三个孩子的人越来越多。

　　在上海富人圈中，比别人多生一个孩子，与拥有名车、豪宅一样，几乎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

　　一项权威调查显示，目前上海年轻人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学者专家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竟然对生第二个孩子最感兴趣。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城市。

　　零点调查公司进行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白领阶层想生第二胎的人比希望只生一个的人多34.6%。

　　就职于北京大学、也是海归派的莫芹在接受本报长途电话采访时说，北京白领中希望有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的现象或愿望，虽不能说已形成潮流，但却一直存在，只是这种愿望只有在国家政策松动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

　　她说：“想要两个孩子，其实并不是人们观念的转变，而是因为客观环境与经济条件逐步具备，使这类有经济能力的人的愿望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她说，新富阶层不太会受罚款的影响，如果希望有多一个孩子，即使罚些钱也愿意；有条件在国外生的，不会被罚款，还落得外国国籍，更是何乐不为。

　　然而，对深圳白领女性的调查发现，有78.3%的人表示，愿意生一个孩子，21.7%的人明确表示不打算要孩子。可见，生一个孩子的传统生育观念仍占主流地位，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而且，中国的第二胎政策从未真正放松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市人的二胎梦，恐怕只能停留在“怀想”阶段。

　　一系列数据表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少出生人口近3亿。

　　上海市统计局的信息显示，上海市已连续九年人口全面负增长；北京市四个城区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沈阳连续八年城区自然人口负增长……

　　事业和生活压力，使许多城市白领不想生，甚至恐惧生。越来越多的年轻、新潮夫妇选择“自愿不育”。

　　据调查，丁克家庭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在中国逐渐增加，选择这种家庭模式的夫妇目前已经突破60万，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上述两组数据一方面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揭示了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6.95%，已基本跨入国际公认的7%老龄化社会标准的门槛了。

　　独生子女、人口负增长、生育意愿下降、老龄化社会等诸多问题，已引起中国社会各方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应重新评估现有的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