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现场外照相 惨遭政府重点迫害 酷刑毒打致残 被非法判刑1年

2002年4月27日上午，住在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55号赵家的房屋被强拆，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赵家的人被警察强制看押在55号门前小马路对面的一片空地中。

中午11：40分，我来到离强拆现场69米的人群中。11：45分，赵家的人被警察强制押往车上，看着他们远离的背影，就拿出了照相机准备拍照，这时从远处跑来了一男一女，将我推倒在地暴力抢夺照相机、暴光胶卷。（数天后，我才知道他们是西城区政府强拆办的领导）我的右脚腕被拆迁人施暴时严重扭伤，无法站立。先后赶来的西城区分局新街口派出所所长谢立国等数名警察，面对抢夺事件不但不制止，反而滥用职权命令本所警察卞卫东、程光远等人将我抓进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八名毫无人性的警察把我摁在地上，用绳子五花大绑，残忍地暴力毒打。我被打得遍体鳞伤、疼痛难忍、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他们对我施酷刑长达5个小时，他们将国家律法视为私人发泄工具。

28日凌晨4点钟，新街口派出所所有八名警察将我抬进拘留所，治安拘留10日，治安拘留票上称：因在强制拆迁现场照相，又在办公室里大喊大叫，已严重的“扰乱了办公秩序”。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警察施展了流氓手段对我酷刑野蛮毒打，我一个弱女子怎能忍受得了，我痛苦悲哀的惨叫声，被警察罗列为“扰乱办公秩序”。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残忍啊！

2002年4月30日，我伤势严重处在昏迷状态，西城看守所把我送到北京红十字医院治伤，在医院里根本就不让医生给我检查伤情，也不让医生跟我说话，只让护士给我输液和导尿，导出的尿全是血。我问看守所的领导为什么不给我治外伤，他们说：“死不了的伤，就不给看”。

19天后，因我的伤势严重，西城分局背着我和家属偷着给我做精神病鉴定，妄图把我关进精神病医院，继续对我进行迫害。6月4日，我的家属知道西城分局的阴谋后，找到北京市公安局精神鉴定中心明确表态：“倪玉兰没有精神病，不同意做精神病鉴定”。

在北京市人大的干预下，西城分局才不得不将我放出看守所。2002年7月10日17：30分，有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办理了取保侯审，将我送回家。获得自由后，我向各级领导反映被非法关押75天的冤情。西城区政法委书记王小平恃权违法保护犯罪分子，公开干涉司法公证。2002年6月25日和7月15日，两次组织西城区公、检、法开”三长“会，追究我受害人的刑事责任。

2002年9月27日上午9时许，我在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反映冤情时，被新街口派出所警察刘俊杰、闫修建摔断尾骨后，抓进派出所。下午4时许，西城分局的相关领导，为掩盖”非法拘禁、超期羁押“我75日的事实，目无法纪国法、串通西城检察院的相关领导，共同捏造了莫须有的事实，指示对我施酷刑的警察和暴力抢夺我照相机的政府拆迁人作伪证，诬陷我在强制差遣现场闯警戒线、高呼口号辱骂政府、踢打警察，以”妨害公务罪“，将我非法逮捕。

2002年11月14日西城检察院检查官李玉萍，为保护包庇、掩盖西城分局新街口派出所和西城区政府涉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明目张胆的虚构事实、捏造罪名、利用职权枉法追诉。

2002年11月27日，西城法院法官米德志，为保护西城区政府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追究，竟然和涉嫌犯罪分子串通，虚构事实、捏造材料、伪造证据，以”妨害公务罪“将我受害人非法判刑1年。在这一年里，因西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拒绝给我治伤，致使我残废，生活不能自理。将我致残的数名警察和暴力抢夺我照相机的涉案嫌疑人，因此事而立功受到政府部门的各种奖励和重用。

刑满释放后，我向各级有关部门控诉我的遭遇，希望能够早日还我一个清白。然而冤案还没有解决，又被抓进新街口派出所”非法拘禁“三天共50个小时，这次他们采取了新的方法折磨我，不让吃饭、喝水、上厕所。看见我已经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所长谢立国和他的部下，激动得用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他们把我扔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躺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他们手舞足蹈、幸灾乐祸地围着我散步，走路的样子全是顺拐，双手就象在抽鸡爪疯。可见他们是多么的丑陋啊！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伸张正义、讨还公道，我拖着伤残的身体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请求为冤妇做主，督促公安部机关、检查机关查清冤案真相，依法惩治元凶，还我清白。

然而，因我向上级部门申诉，受到公、检、法司法人员的威胁、恐吓，他们对我恨之入骨，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果我再次惨遭不幸，希望各界人士，请您们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朋友们，讲述：在中国北京天子脚下“新窦娥冤”的人权是怎么被剥夺的。

控诉人 倪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