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什么时候起和西方列强仇深如海？标准答案就在大陆的学校教材里---- 民族仇怨始于一八四O年，西方强盗的坚船利炮撬开中国国门，龙脉蒙尘，割地赔款、民生凋敝……近代史的篇章由民族的苦难堆积而成。这个历史公式就这样灌输给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仿佛我们的父兄和子孙，永远和西方有十冤九仇，所以要强国，要翻身，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最终中华重光，君临世界！
如今要和大陆中国人兜售马列主义、毛邓思想，实如东风射马耳，但鼓吹上述那个“强国梦”，却一呼百诺，从者如云。于是，要戳穿这个迷魂大法的朱砂符镣，还须从拆解中共钦定监制的标准化历史公式开始。
朝贡体系和自由贸易的冲突
自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体系的发育，中华大帝国固有的朝贡体系必然和自由贸易的新时代发生冲突，这是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价值乃至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冲突。中国从开始落后于人，便步步落后于人，既然对新世纪的曙光视而不见，自不免更深地沉沦于旧时代的黑暗之中。
公元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遣使节马戈尔尼伯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率领高规格的使团来华，送来满船礼品，为中国皇帝祝寿（其时乾隆八十大寿已过），并恳请两国建立邦交，互派使节，请求大清增开通商口岸，且在广州允许自由贸易。诸项提议均遭乾隆皇帝拒绝。中英两国史书载，原先英使不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令乾隆与朝臣不悦；后英使同意行跪拜礼，条件是中国使节将来到英国也对女王行此礼。这两个平等国家的正常外交礼仪，在“邦交”即是“朝贡”的皇帝看来，则为匪夷所思。然而跪叩之礼仅为外在符号，内里却是小农经济大帝国拒绝自由贸易，儒家思想之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英国和平通商的请求，卒遭清廷拒绝，诚然乾隆皇帝也下旨“赐予”英王丰厚的礼品，价值远胜于英使的“贡品”，这是中国自汉唐以降的成例---- 恩泽四海，王化蛮夷。在清国天朝眼中，自也只有“朝贡”，而不知“贸易”为何物，你有求于我，我无求于人，这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心态。英使团欲求平等相待而不得，悻然而归。而此时欧陆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拿破仑大军席卷欧陆，英法旋即开战，与中国的通商事宜被耽搁下来。事隔二十三年，欧洲战事平息，英国于公元一八一 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再派亚墨哈斯爵士来华递交国书，再度因为跪叩之礼谈不拢，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将来使的礼品和国书退回，把英使押解至广州驱逐出境，中英关系遂比乾隆朝更糟。
故此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已经老态龙钟的大帝国与如日东升的新锐工业强国的注定要发生的冲突。这场战争，英国史称“通商战争”，中国史称“鸦片战争”固然有其道理，但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关于这点，台湾柏杨的《中国人史纲》、陈致平的《中华通史》、蒋延圾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均有客观分析。平心而论，鸦片输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抹不掉的罪恶，是次战争的起源虽与鸦片有关，但英国却不是为鸦片而开战的。历史记载十分清楚，英女王正式拒绝从事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启战请求，称英国不会为了非法贸易和无良商人而打仗。然而这些英国无良商人继续挑唆，将英国为商船护航的兵船和大清水师的冲突，渲染为中英已经发生事实上的战争。就在此际，清廷再度铸成大错，林则徐虎门销烟之余，道光皇帝再接再厉，降旨驱逐所有外商和永禁与英国的贸易。这便是“朝贡体系”昏聩愚昧的又一次发炎高烧。中英之战，英议会反对者颇众，最后仅以九票之多通过。禁烟纠纷为表，通商纠纷为里；先皇乾隆及嘉庆两朝不肯给外夷以平等地位为因，中国此后被列强施与不平等的苛待为果。总之，在时代大变迁风起云涌之际，农业帝国的闭关自守和工业革命新贵的“叩关索市”，诉诸战争万难避免，其结局亦不可逆转。
中国在近代化竞争中落败
中国的朝廷和中国民间曾经得出结论，何以堂堂中华上国由强转弱，以致一蹶不振？就是因为西方列强一 再欺负中国。工业化强国有没有“欺负”中国？当然是有的。资本的扩张，强烈冲刷着世界上多种不同类型的旧式文明，大浪淘沙，被淘汰的不仅仅是诸多落后野蛮的观念与陋习，有许多并不能简单作是非善恶之区分的传统，如耕读传家，如乡绅制度；如宗法社会；如礼孝仁义等，都是与小农经济相匹配的文化鳞片，它们其时光泽犹存，却也被时代洪涛无情地裹挟而去，化为败鳞残甲。旧文明被新文明欺负，那是一定的，那不独体现为强者对弱者的欺负，更多时候则为先进对落后的欺负。如中西摩擦的火星之一 酗酒的英国水手误杀了九龙尖沙咀林姓中国人（英史称林维喜事件），清朝地方官府便要施行斩首，盖因以中国传统观念及天朝律例，“杀人偿命”理所当然。而英国自十三世纪就有了巡回法庭制度，十四世纪人民陪审员制度已定型，自然不能交人让你斩首，于是冲突即起；又如招致英法联军侵华的导火索“通州谈判事件”，清廷将前来谈判“到期换约”的西夷使者关押虐待甚至有的被折磨致死；又如广东炮台守军炮击英国打着白旗前来送信的兵船，诸如此类的事件，都是昏聩与蒙昧的一个老大帝国对外部世界与国际公法的无知和敌意抵触。说到底，这是两种文明的碰撞，腐朽脆弱的一方自然被辗为齑粉……
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勉强放下天朝帝国的架子，扭扭捏捏地向西方学习。即便如此，为时约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亦令中国发生了颇大变化。惜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训，窒息着国人变法的思路与进取心，不得触及政治制度的革新──这也是专制皇权的必然选择。于是，国力仍远胜于日本的大清国，终于惨败于东瀛岛国，这昭示着日本“明治维新”制度变革的胜利，亦是中国在近代化竞争中落败的标志。
重回高度集权闭关锁国老路
又经庚子拳乱，国人痛定思痛，总算彻底放下身段，不能再倚“中学”为体，“西学”也不仅仅为用。这第二波向西方拜师取经的浪潮，建树良多，康梁的立宪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共和思想，都是“西学为体”。令人颇为感触，至今中国民间流派纷呈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理念，依然未能超越康梁和孙中山，而在极权专制文化盘根错节的国度里，这些先贤的思想却始终未能得以实践。康梁的制度改良已矣；孙中山的制度革命已矣。整个民族反而堕入迷思，误入歧途，坠落更黑暗的梦魇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氏的暴烈革命是一 剂虎狼之药，国人真的以为“推翻三座大山”，把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扫地出门，再吞服社会主义这颗十全大补九，便能社百病，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不受别人欺负了。结果却是，跌着的国运又完成了一个历史循环，重新回到高度集权和闭关锁国的老路，外来的以及本土的资本主义确实被铲除了，共产专制和封建专制得到完美嫁接，然后在这没有天敌的土壤上疯长、蔓延和膨胀，直至文革，丧乱不止，国将不国……这条死路总算走到了尽头。
毛泽东掌握历史解释权
其间值得深思的是，此前清末与民国在民族厄运中幡然觉醒的知识清流，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被毛氏革命所彻底抛弃，毛泽东远在执政之前就深知掌握历史解释权和话语权的重要性，他日理万机之余仍十分关注如何去“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适逢其时，范文澜投奔革命来了。范为浙江绍兴人，出身书香世家，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毕业，后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秘书。范国学根基深厚，一九二六年时在南开大学教书的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一九三八年在抗战期间投入新四军，次年重新入党。一九四O年一月，范到达延安，马上得到毛泽东器重，登时风云际会，范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次年再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他在毛氏的直接关照下开始整理自己以往的史稿，毛泽东亲自划下规矩方圆，指示“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范的《中国通史简编》成书，原先不过是为延安窑洞里“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但旋即被毛推为第一 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该书便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一九四五年范文澜在延安再奉献出“马列主义版”的《中国近代史》（新华晋绥分店一九四七年出版），本书重新解释了中国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O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一 九OO年）义和团运动这六十年间的历史。
范文澜的历史著作在中共执政后被钦定为“正史”，而且范还被党要求继续改造思想，政治上要不断进步。范文澜便一再作自我检讨，今是而昨非，他的自我批判是：以往的著作仍存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于是他提出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纲领。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范文澜致力脱胎换骨地重撰《中国通史简编》，这回不再是“简编”了，而是分多册出版，写到隋唐五代，因文革狂潮骤起，范被批判斗争，卒于一九六九年病逝。
对国民的强力洗脑运动
如上述，毛泽东把历史话语权看得力重千钧，同时更辅之以强力的洗脑运动，如一九五O年即开展“三无运动”，主要针对当时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国民多对美国抱有好感（譬如，晚清以降，列强中美国对中国最为亲善，既无割地亦无租界；美国反对瓜分中国，提出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反对日寇侵华、二战同盟国及战后的物资援华等等），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及《友谊还是侵略》等多篇“反帝雄文”，就成了反美仇美的精神洗涤剂。毛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毛泽东直斥五四以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为“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他还下达洗脑命令：“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别了司徒雷登》）。
此后，毛氏关于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一系列批示，无不是为了巩固和垄断政治话语权。帝王将相的历史已化为尘埃，“劳动人民”及“阶级斗争”成为贯穿历史的主线，连庚子拳乱都成了“伟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更不须提是西方列强既令中国蒙耻又让这个昏睡的民族看到了现实世界和近代文明──此种史观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朝贡”的回光返照
颇为讽刺的是，毛时代的红色中国，民贫国亦贫，却怪诞地浮现出“朝贡”的回光返照，让世人看到了帝国天朝清秋大梦的最后幻影。殊不知彼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无一不是花钱送礼买来的。且不说朝、越及“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单说那些打秋风的亚非拉夜郎小国或者忽生忽灭的小党，前来朝觐一下，必可满载而归。坦赞铁路的无偿援助，就是毛泽东接受朝拜时对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一句话，当堂敲定，且莫说卡翁达本人甚觉意外，连在座的中共同僚都无不瞠目结舌。结果十年工程，血汗斑斑，建成后坦赞土著无人能管理，经济效益也不堪提起，中国无数次追加注资，也无法救活这条“友谊铁路”。到现在，它干脆被非洲地主卖掉了，当然一个铜板也落不到中国人的腰包……幸而几经蹉跎，“朝贡”庙堂这盏飘摇不定的长明灯，终于熄灭了。
中国第三波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始于开放改革的元年---- 一九七九年。被赶跑的国际资本主义被请回来了，久违了的赛先生也回归中土。
八十年代的知识清流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的年代，其时思想解放运动春潮涌动，知识分子终于理清了近代史中国衰落的症结。西方列强虽令中国蒙耻！却也给中华民族送来现代文明，乾隆朝的外夷和平通商之请，未能打开帝国的朱门，鸦片战争的大炮却带来了五口通商；八国联军蹂躏了辫子国民最后的自尊，却带来了“的户明放”的自由贸易。且看今天中国加人WTO的承诺条款，哪一条不是当年外夷逼着中国做，我们认为是奇耻大辱而死活不肯的？
不过仍须指出，八十年代大陆知识清流的理性认识，为来得及进入学校的历史课本，其思想高度并没有超越台湾学界早已定论的近代史观。当然那时能看到柏杨、陈致平、蒋延纤等人的书，也并不容易，不过大陆学人通过自己痛苦的摸索和曲折的渐悟，卒能擦亮智慧之灯，烛照历史，毕竟难能可贵。而台湾学界何以能超越近代一百几十年中国因文化受挫感和因愚昧而郁结而生的仇怨？其实无他，彼时的民国虽仍为专制政体，但它没有“伟大领袖”的耳提面命，没有各种“光辉批示”和思想运动，学术自由大体未受政治钳制，故有公正之笔，清醒之论。可叹的是，及至九十年代，台湾史学界的成果在大陆已可跻身书店，而阴魂不散的仇外式“民族主义”却其声隆隆地大回潮了。
仇外民族主义成中共救心丹
如果说八九民运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那么，六四后的“反和平演变”和仇外民族主义蛊惑宣传，就成了中共的救心丹，为匡扶摇摇欲坠的政权合法性，哪怕是虎狼之药，也得饮鸩止渴了。一百六十年以来，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步履，所以如此沉重─波三折，症结都在于统治阶层的冥顽不灵。中国人在痛苦中反覆求索和一点点积聚起来的理性和智慧，总被风吹雨打去。时间的钟摆在晃动，历史却在迂回前进之后猛然倒流。听听满耳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看看学校课本和官方媒体的舆论导向，当权者告诉老百姓两条铁律：“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那些向中国人民推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外夷从来没安好心。这剂爱国迷魂汤，果然让许多人相信，靠集权制度是可以建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的。于是，“强国梦”在持续发酵膨胀，如同喝了黄表纸灰冲的符水，顷刻成就“爱国”护体神功，百毒不侵，于是便大哉中华、壮哉中华了。
至今人慨叹者，这个反智的“民族主义”恶性肿瘤溢出的浓液，也被引进香港，一时间“爱国”喧嚣不绝于耳……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权莫非是伟大祖国的恩泽？香港有着一个比台湾还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而对民主仍可望而不可即，莫非这真是中国人的宿命？
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可以“和平崛起”；一块没有人权法治的土壤可以生长出“科学发展观”，实属匪夷所思。回首三朝往事，中国何日方得从冗长的历史梦魇里悠悠醒转过来？哀哉中华，痛哉中华！
(动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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