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边怎“陶然”

1979年，因家父在1968年文革邪教运动中遭受25天的非法关押受虐含冤而死，十多年的冤案在山东省申诉无效，我曾赴北京国务院信访接待站上访。当时我在山东省工艺美术学校上学，我对学校谎称有病请假，带着我们兄弟六人多年为父伸冤的上诉材料与母亲的嘱托只身登上了进京上访的火车。尽管时光飞逝，世事如烟，但当年走进通向国务院信访接待站的那条狭长的街道的情景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当时在国务院内务部工作的姑姑陪同我第一次走进了那条位于陶然亭附近的有名的“上访街”，街道两旁满是上访者搭建的低矮的窝棚，每个窝棚旁边都堆积着一些破烂不堪的杂物，衣衫褴褛、愁容满面的上访者从窝棚里钻出来，在各自的窝棚前支起简陋的灶具生火做饭。满脸污垢的孩子们也从不同的窝棚里钻进钻出，窝棚与窝棚之间就是他们的世界。记得当时我姑姑告诉我，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案遍及全国，各地来京上访的人多得数不胜数，这里的上访者有的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被接待过。那天，当我从那些绝望无奈的面孔前走过，同命相怜的悲恸令我泪流满面。

我的上访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一纸“转山东省信访办处理”的信函，一张返回济南的免费火车票便打发我走了。在那辆满载上访人员的慢车上，我听到过用各种方言讲述的冤案奇闻。家破人亡的悲剧在这片被称作“神州”的土地上何只千千万万！父亲的冤案最终得以“平反昭雪”是在后来最高当局对文革冤案“全面落实政策”的档下达之后。一条人命，十几年的上访，最终得到的是三千多块钱的“抚恤金”。

2004年2月17日，也就是25年之后，我又一次来到了这条充满了苦难记忆的街道。此行是应老友廖亦武之约陪同他前来为他正在撰写的《中国冤案录》进行采访，同行的还有一位是犀锐新文化网站主编陈勇先生刚刚介绍认识的朋友诗人回地先生。按照事先电话约定，我们在建国门附近会面。为了这次采访，学者余世存先生给我们引见了《纽约时报》住北京记者储百亮先生。据余世存说储先生很了解上访村的情况，可请他做我们的向导。储先生热情地在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请大家用餐，但也许他担心自己的“老外”身份过于敏感，最终没有与我们同去上访村。而我也觉得在北京寻访上访村请一位“老外”做向导对我们也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用餐后，我们一行三人便从建国门打车直接到达了坐落在京城宣武区永定门车站附近的陶然亭国务院信访处。在那个看不出有任何信访处指示标志的路口，我们与聚在路边的人们闲聊了几句，向他们询问了上访者们的行踪。在这些人中，有几个是初来乍到的上访者，还有几个是开“京牛”三轮车的车夫，另外几个是给旅馆拉客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记者，说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信访处今日不办公。有人告诉我们，上访者有的住在离这里有一公里远的接待站，有的住在信访处四周一些一天十几元或七八元甚至两三元的简陋小旅馆里，还有一些人晚上就露天睡在路边、野地或者过街桥洞下，而那些常年居住的“专业上访户”则集中在永定门车站附近的上访村。有人草草地给我们画了一张去上访村的线路图。

我们决定先到信访处门口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通向信访处的街道是条长长的死胡同，约一公里，信访处就设在胡同的最里面，而胡同并没设置任何信访处的指示标志。横跨在路口之上的是“XX长城印刷有限公司”的大字标牌，下车忙于和路口的人说话，没有记住两边牌子的内容。从我拍下的数码照片中看到挂在路口牌子一块是“北京印刷二厂”，另一块是“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校）”（牌子的下半部从“宣武”的“宣”字以下断掉了，“武分校”三个字是我猜测的）。无论是胡同口的设置还胡同深处的布局，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处中央级的“衙门”所在地。它与那些设立在一环以内中轴线左右有卫兵岗哨把守的霸气十足的“大宅门”相比有天壤之别。若不是有过来这里上访的经历，路过此地绝不会对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更不会想到这条长长的胡同里充满了无数上访者们无尽的辛酸与悲哀。

走进500米左右，在胡同的腰部，有一块颓败的绿瓦红墻牌坊，上面赫然刺目的三个大字：“团结紧（张）”骤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疯狂无耻的年代。那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语口号中被应用的最广泛的一句。尽管这八个字组合在一起不伦不类不近情理，但由于出自“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统帅”之口，就被无限放大不断重复地书写在车间、教室、营地、会场等各种各样的地点场合。如今，在城市的某些角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此类毛语口号的狰狞残迹，它们带着往昔挥散不尽的阴气与今天四处弥漫的商品拜物教的气息构成了一种荒诞不经的关系，也提示我们虽然原教旨的毛主义已经逐渐让位于后毛时代的权力实用主义，失去了往日独霸“神州”的嚣张气焰，但实际上毛主义作为中国数十年来党国集权体制的基础观念仍是今日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底色。

“上访街”路边25年前我亲眼目睹的那些简陋的窝棚早已被岁月的流水冲得无影无踪，在上访者搭起窝棚的位置现在停着几辆轿车、面包车。从那些车前走过，我发现有几只眼睛透过车窗晦暗的玻璃和反光镜正诡秘地窥视着我们。往日记忆的图像和眼前的场景在我的脑海中纠缠叠印成一幅错乱的画面。一种类似于驻足广场敏感地带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它提醒我们三个“别有用心”的来访者应当尽量表现出自然而然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上访街”的尽头，信访处的大门紧闭着。一些上访者，或站，或蹲，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前闲聊。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上访者正斜卧在门前的地上酣睡。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位独自面壁坐在墻角地上的老年妇女，她身穿一件油乎乎脏兮兮的黄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细绳，一直面朝墻壁手里握着一根浅绿色的圆珠笔聚精会神地埋头书写。她身边的地上的一根拐棍使我仿佛依稀看到老人走在来此上访的路上时那蹒跚的身影。堆放在她身边的几个鼓鼓胀胀的编织袋应该是她的行囊，然而那却是她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扛不动的一堆东西。当我们走近她，从她的身后侧面看过去，她的眼睛正透过老花镜盯视着行李上的一摞已经被她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稿纸。这位老年妇女就像一尊被人遗忘在角落的雕像。显然，她已经完全沉浸在她正在用文字叙述的对自己遭遇的回忆之中，当我们走到她的身边，观察她，并拍下她埋头书写的照片，她竟然没有任何一丝一毫被惊动的迹象。那是一种具有超强意志的人或绝对神经麻木的人才可能具有的沈着与专注。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老人正面的面孔。下午的阳光映照着老人那孤单的背影与灰白的头发，在她前面投下悲凉的暗影，我忽然怀念起饱经人间悲剧的磨难之后终于回到上帝的怀抱安息的母亲……

老廖说，走吧，在这里采访不了，一会儿就会有人干涉。离开老人往回走，老人雕塑般的身影仍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闪现。

寻找“上访村”

在路上，老廖给我们讲起了他在四川做采访时遇到的一些经历，还讲到了他和陈勇一起为《沉沦的圣殿》一书来北京采访“朦胧诗”开山人物的故事。他说自从做那本书之后他就与采访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廖曾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上名震一时的先锋人物，经过“89”炼狱，他不再与饶舌自恋的诗人为伍，多年置身于强权奴役下的民间底层，记录众生苦难之心声，为普罗大众立照，已然成为一位在海内外都具有影响力的访谈专家。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为底层代言”的经典文本。

在此之后，他在完成出版自传体纪实作品《证词》的同时，又投入到另一项颇具现实意义的社会调查工程－－《中国冤案录》的采访。由于官方“喉舌”媒体一直漠视上访村的存在，人们普遍对上访村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也仅在网上看到过一篇来自民间的报导。但愿此次老廖的采访能使外界对上访村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走出了长长的胡同，我们在信访处路口附近溜达了一会儿，希望遇到一个采访物件或找到一位元可以为我们带路的向导。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从沿街的高墻之下迎面而来。等他慢慢走近后，我掏出数码相机用我长期练就的“盲拍”方式拍下了他行走于高墻之下的孤独身影。这时，走在前面的老廖已经用四川方言与老人聊上了。老人说他今年72岁，是贵州人，1948年参军，是彭德怀的兵。他那里因为计划生育的事，很多人家的房子和地都被抢走了，所以全村人推举他来京上访讨“说法”。他悲愤而自豪地说自己是全村人的代表，一定要为乡里乡亲讨回一个“说法”。我问老人来北京多长时间了，住在哪里，他没有听懂我的话，老廖又用方言问了一遍，老人说他来北京已半月，住不起旅馆，就四处“打野”（即露宿街头）。

告别老人，我们来到前面的十字路口，老廖和我们商量，希望找到那些上访者聚集的小旅馆住下来以便接触他们。但我们接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清楚上访者都住在哪里。我们又向两个正在一家店铺前打扫卫生的妇女打听，她们说有些上访者就在前面过街桥下面的过道过夜，但前几天已经被员警用卡车拉走了，并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穿过马路，我们朝永定门车站行进。几个在路边等候顾客的“京牛”三轮车的车夫告诉我们车站附近有个上访接待站，上访者都住在那里，他们可以拉我们去。于是，不一会儿我们就被他们拉到了目的地。从车上下来，我们看到接待站的大门紧闭着，好象不让人随便进入。我们要闯闯试试，但我们推开金属护拦旁边的一个小门刚踏进脚去，马上就被门卫挡在了门口。门卫说，要来这里找人需要有信访办的介绍信才能行。无奈，我们只好退出。这时，老廖忽然想起了信访处胡同口那个给我们画线路图的三轮车夫，他找出那人的电话号码递给我，我打过去问对方能不能过来拉我们去上访村，对方说过不来。没办法，还得继续自己找。

我们来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这里和许多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一切都仿佛蒙着一层往日的灰尘，看上去没精打采，毫无生气。熙来攘往的人们的面孔、服饰、精神面貌一如往日一样。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仿佛回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