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1989年6月，在秦城监狱204号楼一层的7号大监室，我认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大家围坐一起，交流案情，相谈甚欢，似有英雄相遇、所见略同、识见恨晚之慨。
同学们对我似有所闻并非陌生，报纸和广播不时出现对我的点名批判，是因为“和平改革八位一体•全民参与四步行动•四元目标再造宪政”的“八四纲领”所传播，我乘机宣讲民主墙和“八位一体”。
一阵兴奋过后，我开始起草这篇辩护词，我希望以此表明，89民运不是我个人的案件。
闷热的天气，室内的谈笑，使人难以构思，晚间无法按时作息，次日精神不佳，几次拿起笔，又几次放下，只好去学点英语。我计算，如果半年内外起诉，所剩时日不多了。我很清楚，将来走上法庭的是我而不是在座的学生们，从现在就要准备辩护，我十分焦虑。
幼稚的同学们不懂，学潮和民运，为什么要由少数人代大家受过？为了削弱、损害我的影响和威信，狱方乘机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和疑云。
十几年后的今天，如果有人能看到这篇辩护，就能充分理解1989年我在狱中的运思、焦虑和苦衷了──我在为同学们，为自己，为整个事件辩护！我对狱友朗诵辩护词，听讲者击节叫好。最后一句是：“行动吧！去呐喊！让世界再来认识我们。”
当我得知起诉延期时，我把文本呈交给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起草法庭辩护，最后定题为“《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
90年冬，大部学生具结悔过，释放回家，我和青年艺术剧院的董翔、王丹、理工大陈卫、清华张铭、政法大王志新等几十人，从204转到210楼的小号监室，过起了新的囹圄生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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