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军:军情局两岸谍战占尽先机、陈水扁摸清底牌玩死老共

* 军情局驻俄干员成效卓著

共产军为了提升其作战实力，近些年来，频频从前苏联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购入武器装备，其中包括俄罗斯的苏─27战机、乌克兰的ＤＮ８０型驱逐舰动力系统、以及各种电战、通讯、自动化指挥系统和坦克火控设备，而这显然对民主台湾的生存、乃至西方的和平人权外交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中共的大型军购，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自由世界军事情报部门密切关注的焦点，而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 则是对此最下本钱、也是最有成效的一个单位。

实际上，国军方面从一开始就知道共产军引进的苏─27系列战机是对岸中共国的主战机型，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这种战机的作战性能；他们设想，如果能让飞行员亲身体验苏制战机操控性能，那就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对抗并制约共产军的空战计划。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军情局”终于找到了若干“好机会”，从而全面揭开了中共军备升级的内幕。

首先，派驻在俄罗斯的精通俄语的“军情局”干员们，通过经商交友的方式，同俄国军工部门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在俄国朋友的帮助下，无论是远在西伯利亚的飞机制造厂还是地处黑海、波罗的海海滨的造船场，随时都可以自由进出，并掌握即将供应给中共的武器数量、性能、以及俄方派往中共国的技术支援人员阵容和中共国内自组生产的厂址、规模、批量装备共军日期。

其后，日本传出消息，有意购买并派出飞行员到俄罗斯试飞苏─27战机。身为台湾“军情局”特工的杨六生闻讯，立即以驻日代表处武官身份作掩护，再三前往俄驻日使馆进行“沟通”，最后终于“感化”了大鼻子，同意让国军飞行员混杂在日本飞行员中参加试飞。

1996年8月，台湾方面再安排“副总统”连战以“个人身份”访问乌克兰，其访乌的一项绝秘安排就是最后敲定国军飞行员赴乌克兰试飞苏─27。而这一重大的情报突破，显然又同常驻俄国的军情局团队长期努力密切相关。他们，新一代的年轻干员，冒着酷暑严寒，不断地奔波于莫斯科与基辅的铁路线上，其中有惊险、有斗智、也有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达成了这一让中共耿耿于怀的跨国试飞。

* 输红了眼共匪痛下杀手

在莫斯科，由于俄国已经扬弃共产体制，中华民国的外交代表也早已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克里姆林宫对面。所以，军情局干员在俄国的活动基本上是半公开的。他们不但同俄国军事情报部门达成了情报交换协议，而且还广泛地同中共散布在俄国的学生、党干和特务取得联系。最有趣的是，海峡两岸的情报人员，虽然双方心里都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但却谁也不戳穿对手的伪装身份，有时甚至还坐在同一家咖啡馆里共叙交情、交换信息、相互斗法、互设陷阱。

俄国人卖武器给中共却又不阻止台湾国军轻易地取得相关军备绝密资讯，中共派遣特务当然知情。对此，中南海匪头简直气歪了鼻子，于是一道违反间谍作业惯例的谋杀令从中南海传达到了莫斯科。随后，军情局派驻俄罗斯的情报干员马美强就在莫斯科被神秘地暗杀了。

马美强，毕业于国军“国防部”特情基干班，曾两度被派往中共国搜集情报，功效卓著；后转战俄罗斯、常驻莫斯科。2000年3月16日，马美强神秘地死在办公室，办公室四壁都溅有血迹；这里显然曾经发生过一场搏斗，但其尸体却端坐在椅子上，手上有刀伤痕迹，座位下莫名其妙地有一个水桶。种种迹象显示，这种杀人方式，是昔日克格勃和今日共产特务惯用的手法，熟悉中共、越共在莫斯科杀人、掳人的俄国警察对此种为政治目的实施的土匪行径简直太熟悉不过了，但他们不愿意把谋杀案扩大成国际事件，于是草草地以自杀结案了。

台湾“军情局”当然不愿意白吃哑巴亏，随即派出专门的督察人员赴莫斯科查证，最后确认马美强死于他杀。当时，俄国和台湾的媒体就曾指出，马美强是在收集苏─27改进型的相关情报，他杀的主使人跑不掉是中共或俄国的情报特务。但考虑到军情局同俄国情报机关早已达成某种合作默契，他们谋杀自己的合作者并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凶残的中共特务自然就成了在逃的头号嫌犯。

一般来说，世界上所有的情报机关都是不愿意过多张扬的，军情局特派人员在让俄国警察承认他杀、同意稽凶之后，就把事情悄悄地压了下去。另一方面，为应对中共再次玩命行凶，军情局重组了在俄国的情报编队；而在台湾国内，为安慰英雄亡灵，更上报“国防部”，核准了马美强“作战死亡”的抚恤待遇。

* 掌控中共海军资讯一箭双雕

国军军事情报部门更卓越的成就应该是对共产海军装备资讯的突破。一般来说，派人试飞苏─27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这种单座或双座的战斗机只要派出驾驶员就可以了，但要想掌控原苏联生产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和“基洛级”潜艇的战术性能就不那么简单了。据了解，俄制“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乘员为296人，“基洛级”潜艇乘员为53人，军情局干员要将这么多的技术人员送到俄罗斯受训，显然不太
容易；即使，这些人到了俄国、上了舰船，短期内要掌握俄制舰艇的战术性能，也是不太现实的。

于是，国府情报部门另觅途径，在他们获悉中共向俄国展开新一轮采购之后，就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在俄国的朋友，了解共产军所购装备的型号、承建厂家、武器配备、人员培训、改装要求等合同细节，然后再通过这些细节，分析中共会将这些装备部署在哪里。除此，中华民国当局还想方设法购买或租赁与共产引进的同型武器装备，以作研究之用。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透露：台湾方面曾和俄罗斯的“私人机构”探讨共同建造“基洛级”潜艇事宜，如果双方确认可行，俄专家将以个人身份前往台湾。台湾媒体也曾披露，在日本的穿线下，俄方有意将6艘“基洛级”潜艇租借给台湾10年。由于俄制潜艇的操作方式与欧美国家的潜艇完全不同，俄方答应在租借的10年期间内，向台湾提供所有的人员操作训练、后勤设备维修、乃至潜艇的各种重要参数。

上述两则消息决非空穴来风，这实在是台湾军事情报部门一箭双雕的高招。任何人都看得出，如此情报操作的结果，不但使台湾国军彻底摸透了共军俄制战舰的战术性能，而且也在中共、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打入了一个互不信任的楔子，不能不说是一项绝妙的成功。

* 常规谍报作业巧妙运用

由于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叫嚣战争、从不放弃实用武力，因此对台湾来说，了解对手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至关重要，其中尤以掌握对手的武器装备性能、确保以己之盾御敌之矛为重中之重。自由世界媒体在盛赞中华民国情报界成就时分析说：国军之所以能够渗透铁幕，并不是靠了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巧妙地、不屈不挠地坚持如下常规谍报作业的成果，这些常规方法是：

一、收买相关人员“布线”。常驻一个国家的台湾特工，十分注意结交该国军工、国防、情报等部门的官员；如该国向中共国出售武器，台湾特工就会利用一切关系搜集相关情报。

二、派专业特工到现场观摩武器装备。最近几年，俄罗斯曾多次将准备出口的武器装备拿到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苏─27、苏─30战机就曾多次出现在法国巴黎和英国范保罗航展。此外，俄罗斯军工企业也曾在莫斯科航展期间集中展示过本国最新研制的武器装备。在2003年举行的圣彼得堡海军武器展览会上，“现代级”导弹驱逐舰就停靠在岸边供游人参观，台湾特工只要花几百卢布买上几张门票，就可以在
现场获取俄制武器装备的数据。

　三、同美日等国进行情报交流。长期以来，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跟踪、研究俄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动向，它们对中共购买的俄制武器更是特别关注。依据美、台情报合作协定，美国在向台湾派遣情报人员的同时，台湾每年也向美国派遣一个情报代表团，并且每年都举行一次双边情报交流会议。最近几年，台湾与日本的情报交流也有所加强，2003年1月，日本派遣陆上自卫队退役少将长野阳一到台北的“日本交
流协会”就职，专门负责同台湾的军事防卫情报交流。台湾当局则在同年2月派遣“国安局国际关系事务主管”王伟先去日本，专司国府同日本方面的情报交换工作。

四、通过公开渠道搜集有关情报。英国每年都要出版《简氏战船年鉴》、《简氏飞机年鉴》等手册；近年来，俄罗斯也出版了《俄罗斯武器索引》等参考材料。这些资料，全都系统地介绍了俄制武器装备的战术性能和各种参数，台湾情报部门完全可以通过上述材料搜集有关初始情报，然后设法消化。

* 空军台谍案老共底牌全露

人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去年11月30日，陈水扁为了替‘防御性公投’寻找借口，洋洋得意地‘精确’说出了共产军导弹部署的地点和具体数量，这显然同中共早前曝光的一批台商间谍案没有连带关系，因为像导弹部署这类绝密情报，普通间谍是弄不到手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内部泄密。

果不然，3月2日，中共国爆出了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少将充当台湾间谍被捕的消息。刘广智第一次是在无意中透露情报的，随后他收到了台湾贾姓干员的大笔现金回报；对此，刘感到非常意外。但当刘知道他收到的一大笔钱是因为透露军事情报得到的报酬时，脑袋立马开窍了；他不但没有向中共党头报告，‘反而越陷越深’，父子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骨脑儿把共产军SU-27及SU-30战机核心资料、
部队驻地、番号编制、以及他们掌握的所有军事机密都拿来换取高额情报奖金了。

据称，与刘广智共同涉案的共军军官，除空军指挥学院的处长王某外，还有党匪军内的其它现役军官；这些人，也都是国军军情局策反的。北京消息来源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大匪酋获悉共军高层被台湾情报机关打入之后，气得哇哇乱叫，命令立即从严格查处、迅速处决，同时责令总参三处尽快弄清楚共产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吃里爬外的军官。目前，刘广智已经被处死，但刘案对共产匪头造成的心里创伤
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江泽民等党匪头目显然对其高级将领的忠诚徒产生了怀疑，且有了如此需要日夜提防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