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 自由是第一生产力（四）

被列强用枪炮打开国门的最大的积极效应，就是自由的回归，以及在新的层面意义上的蓬勃生长。这一时期，由于列强和农民造反的双重打击，外国势力的渗入，满清的专制控制力大为削弱。强敌的欺凌，满清的通敌卖国，使广大中国人（特别是汉人），民族意识大大觉醒。西方列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使中国人看到了先进的科技对国家的实力起的主导性的支撑作用，也逐渐使孙中山等少数敏锐的中国人看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自由体制的结果。这从而逐渐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由意识的觉醒，以及结合西方人文学说对自由进行新的考量和探求。另一方面，满族统治者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压制和阻止各种新思想，新社团，新刊物的生长和传播，为了挽救和维护满族专制统治，清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办“洋务”，办新学，公派留学生等开明措施，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即“《大清报律》”（此法尽管局限性很大，比起人民共和国至今在新闻出版上无法无天，算是好多了），这些，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自由度，使得晚清数十年成为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丧权辱国，一方面却一改鸦片战争以前万马齐暗的局面，人才济济，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科技含量都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百年。

1911年满清垮台后，中国人尝试性地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三权分立的，真正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虽然后来当权的袁世凯不同程度地破坏和不遵守其规则，并没有能或不敢从根本上颠覆其共和国的国体），之后的十七年里，中国人在五千年来第一次合法地，公开地，完整地享有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结社（尽管北洋军阀不情愿，却不能或不敢禁夺人们的这些自由权利）。民国初年的强大的自由环境，使“五四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抗争居然能够取得胜利，第一次改写了中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古训，就连贯以诋毁民国为能事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认民国初年“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1928年，蒋介石国民党动用武装力量击败北洋军阀，不彻底地统一了中国，为了避免民国初年军阀野心家钻共和制度的漏洞，造成纷乱割据的政治局面，而暂时实行一党执政的“训政”，但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辛亥革命的自由成果，而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一直在有诚意地准备“宪政”，即建设一个完善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民主竞争的现代的共和国，后来施行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明证（这与大陆所谓“最开明”的共产党一党专制宪法－1954年“宪法”有本质的区别）。可见，1911年至1949年是自先秦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自由时代。民国前期的十七年甚至被英国泰唔士报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国民党治下的饱受内忧外患煎熬的1927至1937年竟然被国外史学界评为“中国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这38年中国取得的文明成就之大，可想而知。

在文化上，民办报，刊在全国范围内涌现，仅在1913年，各种民办报刊就由清末的数十家发展到五百多家，至一九三七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3。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到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发展到七百多家（这与大陆至今只有官办刊物，而且总数远不及“解放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中华民国的经济成就，中共的教科书《中国现代史》也不得不承认：“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那么，中共更加刻意诋毁和回避的国民党执政时期，经济成就又如何呢？金融方面，“一九三一年中央银行资产总额已增加两倍半，各项存款增加五倍，发行的兑换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纯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国银行的外汇成交额升为国币一亿六千一百万圆，次年即增加到九亿五千六百万圆。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达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4”工业方面，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于世界经济萧条期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达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5对此，大陆史学界不得不承认，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人才上，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其成就至今无中国大陆人能望其项背的划时代人才：政治思想家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科学家与技术人才有李善兰，詹天佑，冯如，苏步青，童第周，齐仰之等等，文学家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钱钟书，张爱铃，巴金，老舍，曹禺，郁达夫，鲁迅（后来大陆的不是出不了鲁迅，而是出版不了）……晚清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批文人的创作成就，至今仍成为大陆，乃至海外华语文化向往和学习的标本。

由于中国文化不崇尚，不长于哲学的性质，使民国时期取得成就最显著，却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自由的思想条件，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西学东渐的成熟期，出现了总多学派的自由探讨争论的繁荣景象和善于理论创新的人才，如张东荪及其认识论哲学，金岳霖及其逻辑学，冯友兰及其哲学史观等等，这与解放后中共取消除马列外的一切理论学派，理论界言必称马列的死气沉沉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产生了一位在人文精神领域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人物───胡适。学贯中西的自由主义大思想家胡适，是中国本土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和第一位启蒙者，他的眼光和学识，超前了中国至少一个世纪以上，因为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所以今天的中国大陆（台湾已经达成了胡适先生的目标），不管道路再曲折再艰难，正在，而且不可避免地向他所设想的目标前进。胡适对中国未来的建议，他对中华民族的劝戒，对共产主义等非理性狂热的怀疑和警告，几乎完全遭到冷遇和忽视，这，已经成为这个民族历史真相的知情者最感悔恨和痛心的事情之一。胡适，为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为“左派“所唾弃，为共产党所疯狂地仇恨和诋毁，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大陆人能够真正理解他，更遑论继承他，超越他。(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