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困扰中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在14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一些答案，从德国拉萨尔主义统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诞生，到英国工联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成立英国工党等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之所以德国、英国在当时众多百家争鸣的学说中最终明确了各自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变革国家的方式，这都是经过了一定的慎重考虑的。尽管后来马列对于这类状况一再抨击批判，认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过于宽容温和是绝对不可取的，随之而来诸如《哥达纲领批判》著作的诞生也是接踵而至，仿佛对于加速旧事物崩溃的态度与方式就只有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么一条“华山路”。当然后来他们各自理论的追随者都分别创建了各自理想中的社会环境，不过时过境迁，坚持并不断完善伯恩斯坦、拉萨尔主义来通过非暴力走和平议会道路修正自身治理掌控国家的政党及其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并不断实现跨越性的发展，而顽固坚持马列毛暴力变革枪杆子闹革命的政党及其创建的独裁政体也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中国古语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同样的问题放到今日来看，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在腐朽落败后依旧能够保持一定的生命力，这点是客观存在的，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所转移，这点从东欧崩溃后的共产党幽灵再次萌芽可以感受些许；而自极右法西斯纳粹组织或政党在所谓“消亡”五十多年后也重新抬头甚至在法国、澳地利等国家正积极参政议政也能印证主观不能完全导致客观世界的改变；人们美好的愿望可以绘制一副未来发展的基础蓝图，但里面的细节规划就需要大众来群策群力，共同分析出其蓝图里的可行性部分与有待改善的部分，把过于理想性的作为口号及更远的发展方向，而便于现阶段及不远时期操作性较强的点或面则详尽为条文并加以改进完善。
坦诚相待，老崩欣赏欧洲及美国的民主政治环境，其发展道路较少走弯路，在历史上也难得有几次犯根本性的错误（例如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大部分时间里其政治环境都是处于宽容、民主、自由、法制的状态中，允许国民根据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来选择各自不同心中的政治组织，当然这样也给这些政治组织相当的压力及发展动力，要想这些民众接纳并支持自己的发展方向，必须首先自身的理论及实践工作经得起最起码的推敲，不会自相矛盾相互抵触，在宣扬民主自由普天下的同时能够在自身发展的情况下一视同仁的公平对待其他政治组织，而非抱着现在中共执行的“老子天下第一”的集权化政治路线。就在马克思叙述的他那个年代的德国“政治高压恐怖年代”前后也相继诞生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巴枯宁、拉萨尔、伯恩斯坦主义及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等，可见一个理论在社会中是否会有其生存的根源及土壤，并不能一味的找寻过多的客观原因。诚然在现在中共高压的政治封锁年代，民主运动的各派分支在把中共的影响力减少到最小的情况下，也要静下心来修正、完善各自的某些有所欠缺有待斟酌的地方。
至于暴力及非暴力的问题，并非能够凭着老崩与某些民主人士口舌之争的所谓“输赢”就能决定其哪方绝对性的的对与错，我们不能以某一方理论在“理论方面”压倒另一方理论来作为其发展的动力，而应该虚心的扬长避短的采取“扬弃”方式多方面不断的印证、巩固、补充自己。暴力是独裁者惯用的手段及方式，而民主自由的潮流中是不应该使用暴力去解决问题的，老崩个人认为暴力早已应该属于民主运动中扬弃的部分，民主运动中的某些人士不能过多的以“中共曾经用暴力屠杀民主”的逻辑思维而推理为“民主也应该用暴力去清算中共”，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需要民主运动的广大人士共同研究，随着世界民主潮流不断丰富多彩的推进时，我们会在“不做为”和“暴力”之间找到许多条通往理想道路的途径，不要在研究方面自身好逸恶劳探索方面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一味的盲从的怂恿大众选择“以暴易暴”，反过来冷静的想想，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作为为民众谋出路谋未来的我们是否也会感到辜负了广大国民的托付与信任。作为民主运动的人士，我们现阶段也不能把精力完全放在盲目的憧憬着如何推翻独裁，也应该同时兼顾扎实研究将来运用何种方式实际治理政治理念上处于真空状态的内地，应该吸取借鉴哪些政治组织的理论基础及哪些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来为我所用，而不要等到推翻了独裁中共后才恍然大悟，再来措手不及的亡羊补牢，作为一个成熟不断发展的群体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长江有日思无日”的危机意识及思维模式也应该适当的提前被部分民主人士的接受。
源自《议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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