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迅速关闭、合并或改造了数十所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党委直接进驻大学成为“太上皇”，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由此消亡。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因为当年慢待了图书馆的打工者毛泽东，更是受到疯狂的报复和清洗。在五十年代初，北大民主与科学的血脉几乎被连根拔起，到了“文革”肇始，北大居然成为毛泽东随心所欲使用的一枚棋子。可以说，在中共统治大陆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企图将大学改造成一条条生产技术奴隶的流水线，正如老毛所说：“文科停办，理工科还是要办。”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将北大当作学生运动的“重灾区”，想方设法对北大进行驯服和收编。首先，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中央直接下令连续四年对北大新生实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试图完成对新生的“洗脑”。其次，大幅增加政治课的分量，北大最先开设所谓“邓小平理论”的课程。第三，增加北大的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授工资和其他待遇，以怀柔的办法进行招安。第四，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同情学生的老校长丁石孙调任人大副委员长。此后的几任北大校长，要么是保守的左派，如计划经济专家吴树清；要么是施政能力比较差的自然科学家，如陈佳洱。于是，校长权力淡化，党委书记权力大肆扩张。这一次在央视与耶鲁校长对话的许智宏，原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专业（生物学）方面并无突出成就，行政管理能力也比较平庸。此次对话还暴露出了他在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和教育理念上都远远不是最高学府的称职的校长。

在谈话的过程中，主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学生到大学来，最重要的三个任务是什么？许智宏回答说：“第一，大学生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第二个应该学会怎么做人，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人品、基本的道德修养。第三点必须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而莱文校长的回答是：“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你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两人的回答高下立现。许智宏所说的第一点是大而无当的“学习”，学习固然重要，但究竟如何学习，他没有谈及。第二点仍然是大而无当的“人品”和“道德修养”，但做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他也语焉不详。第三点更是体现出中共思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强大惯性：个体应当服从于集体，个人应当服务于社会，而丝毫不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自由的伸展。相比之下，莱文校长的回答极其精彩：他把“怀疑”作为一个学生最重要的素质，科学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正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他强调学习的目的是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自己探究真理的所在；他还指出，任何结论都必须是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得出的，而不能拾人牙慧。莱文校长所谈的这三点，恰恰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大学乃是造成个人全面素质的发展，乃是启发年轻人追求和捍卫真理的勇气。正如现场的一位嘉宾王东成教授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大学最重要的要通过‘二自’（自主、自由）的学习，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民族，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民族也不会独立和发展。人的独立、人的自由发展，本来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

这场对话中更吸引我的是另一个内容是：主持人请两位校长分别选出自己学校毕业的五位最优秀的毕业生。两位校长的人选都很耐人寻味。

在许智宏的名单中是这样的五个北大毕业生：“第一位是季羡林教授，他主持北大东方语言系，是历史最长的系主任。第二位是侯仁之先生，他是搞历史地理学的。第三位是王选教授。他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后来转到计算机领域，是中国汉字激光照排的创始人。第四位是周光召先生，原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理论物理学家。最后一个是李政道先生，他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现在也是北大的兼职教授。”

而莱文校长的答案是：“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实际上你可以从第四十一届及第四十三届美国总统中，任选一位你认可的布什。希拉里·克林顿，我想她是美国从政女性的杰出代表人物。我还选择了一位学者，我觉得乔纳森·斯宾塞先生再合适不过了，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史学家。而梅丽尔·斯特里普，是一位活跃在英语电影戏剧舞台上的最伟大的女演员。”

许智宏声称，他挑选杰出毕业生的标准是“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他个人的人品”；而莱文校长则指出他的标准是：“那些伟大的学者都富有好奇心，渴求知识，并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他们都抱有远大志向，并为之做出贡献。我推荐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是领导天才，像比尔·克林顿是天生的领导者，是位鼓舞人心的演说家。”

针对两位校长的名单，现场的另一名嘉宾、欧美同学会的负责人王辉耀评论说：“我注意到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北大的这个名单上面，五位都是学者。在耶鲁这个名单上，就有政治家、科学家和演员，比较多样化。另外我还注意到，在北大的名单上五位全都是男性，在耶鲁的名单上则有希拉里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两位女性。”其实，两个名单的差别并不仅仅是“代表性”的狭窄与广泛，更深刻的差异在于两人对教育、文化、历史及人生的理解的单薄与饱满。且不说许智宏列出的第一位人士季羡林教授根本不是北大的毕业生（季羡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只是后来才到北大任教，而主持人要求列出的是“五位本校最优秀的毕业生”，许智宏犯了一个根本不应该犯的、常识性的错误，校长先生对校史的陌生让作为北大毕业生的我感到汗颜），就在这张名单中的某些人，其“人品”其实并不能让人恭维。比如科学家李政道，固然是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却也是最早为“六·四”大屠杀辩护、向中共独裁政权“明送秋波”的海外华人之一，他的“人品”难道值得我们尊重吗？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毕业生？我相信，每一个北大人、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而不同的答案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对民主、自由的不同理解。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让我来拟订一张名单的话，我的名单上会有这样的五名学长：傅斯年、罗家伦、殷海光、林昭和王丹。

傅斯年，史学家、教育家。一九一二年考入北大。后赴英国和德国留学。归国后筹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在国民参议会上痛斥孔祥熙、宋子文贪污渎职，震动全国，体现了北大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品质。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迁台，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在台大实行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使北大精神在台大得以延续。着有《东北史纲》、《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等。

罗家伦，史学家、教育家。一九一七年考入北大。一九一九年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启蒙了一代青年。“五四”运动中，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并担任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后留学美国，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为现代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迁台，任国史馆馆长。著作有《科学与玄学》、《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等。

殷海光，哲学家、教育家、自由主义思想家。一九三八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迁台，同年与雷震一起创办《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矢志不渝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和张扬五四新文化传统。殷海光是一位悲剧时代的悲剧英雄，他的性格特质，他对学术的敏锐视角，使他用其一生的遭遇与追求衬托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病痛沉郁的一刻（成中英语）。殷海光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先声，也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追求独立人格和道德理想的典范。

林昭，最早、最深刻地揭露中共及毛泽东政权极权主义本质的人权斗士和思想先驱，基督徒及殉道者。一九五四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三年后以“反革命罪”被捕。一九六五年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乃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改判死刑，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秘密处决，时不满三十六岁。

王丹，“六·四”民运学生领袖，现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在我所尊敬的五位北大学长中，王丹是唯一的一位我见过面的人。他仅仅比我大三岁，却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王丹之可贵，在于从八九民运中脱颖而出，在于在监牢中坚持自己的信念，更在于在被迫流亡美国之后，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与大量的“民运投机者”相比，他是“六·四”一代青年学生中品格最为纯正者。王丹尝言，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北大，他不想当政治领袖，他的梦想是当北大校长。

这五位学长就是我所认可的最优秀的北大毕业生。他们是饱学的知识分子、是敢为天下先的勇士，更是为民主和自由上下求索的先行者、是二十世纪以来北大精神在各个历史阶段活生生的体现。不知许智宏校长以为然否？

──二零零四年三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