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 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一点

我本来是个极胆小怕事的小女人，然而这一天，我却因这非比寻常的“不要上街”的北京市政府的严词警告，而想入非非了。为什么不许人们上街？今天的京都大街，天安门、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这些有大学生们在为争取中国民主的明天而静坐、绝食、抗争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以编辑兼记者职业的我，想去街上看看倒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从未想到过这是一次赴死之程。没有听从家人的劝阻，就骑上我的自行车，从我居住的翠微路去往距家三站地的木樨地了。或许就因为那“不要上街”的政府的严令，反而使更多的人涌上了街头，人们挨挨挤挤，看据说是撞伤学生的军车，看站在车上演讲、呼吁民主反对腐败的年轻人，或者有些人仅仅就是出门纳凉、散步、看热闹。天渐渐黑了，长安街上不很明亮的路灯发着淡黄色的光辉，映照着排列在军博至木樨地间的学生大军。各种各样的消息，在人们之间传递。军队已经从西面的“老山”“五棵松”开过来了的消息，也传进了我的耳鼓。又过去了不知道是一小时、两小时，我向木樨地桥西走去，在便道旁找到自行车，我想回家了。

然而，在握住车把的那一瞬间，我看见长安街上的人海，忽然整体地向后狂退了几步。主路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我挤出便道上的人群，在主路边，我看见了一条分明的“楚河汉界”……

军队已经到达木樨地桥西，长安街上已满布黑□□的装甲车。坦克、军车在马路中央，而军车两侧是横向站立、各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枪的士兵。装甲车前，则是一个面朝东方的武装士兵的方阵，这个方阵不同于两侧士兵的是：除了乌黑的钢盔、瞄向前方的枪刺外，那个方阵的首排，人手一支大棒。与那一排大棒相距很近，在“楚河汉界”之间，是一名手握一杆红旗、头缠一条红带的学子。红旗之后，便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两阵相逢，使学生和市民狂退几步的，便是那杀气腾腾的军人手中的大棒。不断有受伤的学生被市民们准备的板车拉走。

我不再想到我的家了，我的一腔热血像长安街上千万人的热血一样沸腾！我听到响彻夜空的怒吼声：“不许打人！不许打人！……”我听到由学生方阵发出呼喊和木樨地两旁千万北京人对学生的呼应：“人民万岁！人民万岁！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我知道我已不能在那时那刻返回家人－－木樨地以西已全部被军队封锁；我也知道我也不能在那时那刻离开那些面对坦克、大棒的学生方阵，他们正在手挽手、肩并肩为着中国为着北京呐喊着、流着血，他们需要长安街两侧，长安街大槐树下那千千万万“人民”的支援。虽然市民和学生手无寸铁，虽然我的支持只能是“声”援，只能是那千千万万人发出的悲壮高亢的声声纳喊－－“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人民愤怒了，北京沸腾了！在进进退退的与大棒进行的拉锯战中，人们喊着、喝着，愤慨地甩出手中的饮料瓶，挖出木樨地马路两旁便道上的九格方砖，砸向坦克……

为保卫在天安门广场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大本营不被侵犯，全北京顽强地阻挡着军队开向天安门的路途。

为了看清楚这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我紧紧跟随着学生。我被这个几千年来遭受种种屈辱和悲惨的民族终于发出不屈的“人民万岁”的呐喊而心灵震颤，也被直面所见的中国当权者以坦克、机枪、野战军逼向自己的学生、子民而震惊心寒，我看着，我想着，接下去倒底会发生什么？

在午夜十二点整，忽然我感有什么不对了！我正在木樨地桥西马路南侧，我周围突然空空荡荡起来，学生大军不在了，市民不见了，只有“□□啪啪”的类似爆竹声。在沉沉暗夜的昏黑中，在残淡昏黄的街灯映照下，我看见向东奔去的大批人流。人流距我已经有了一段距离。我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本能地感知到危险，惶竦之中，发现便道南侧、北京铁路局院外，是一片灌木丛，有人向那儿跑去，我也赶快进入灌木丛，我听见有压低的声音说：“快趴下，军队开枪了！”

我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趴在地上，屏声敛息，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北京城变得非常地寂静，没有了人声鼎沸，没有了口号和歌声。虽然来自木樨地“哒哒，哒哒哒”的枪声响亮而密集，但是从未听见过这种子弹组成的恐怖交响乐的我，反而出现了神经的错觉：没有声音！北京非常非常地寂静！不知趴在地上有多长时间，突然，我听见来自军人一面的大声喊叫：是好人的出来！是好人的出来！……那喊叫一遍一遍地重覆着。思维迅速进行了一次推算，我知道钻出灌木丛面对的就是枪口，但是不出去，就可能是更可怕的结局。我起身轻轻地慢慢地走回便道，面对持枪向我的士兵。他们的身后，黑□□的空间是东不见首西不见尾的坦克车、军车。

之后我与军队有了相当一段距离，是不是就留在这里等待可以返家的时机？终于还是因了恐惧，没有在廊沿下久站，我又向南走去了三四十米。这时在路东侧两幢高楼之间，已出现了人群，我便停驻在了那里。也许知道军队已到达西单、天安门，这个地方已不是他们攻击的目标。

一段时间后，空旷的北蜂窝北口又充塞了市民，因这一场屠杀而激愤的人群，又进行了万众一致的呼喊，此一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他们呼喊的已不再是劝告那曾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人“不许打人”，他们举着拳头，他们一遍又一遍齐声高喊的是：“强盗！强盗！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强盗……”

丝毫没有危险来临的预感。

突然，我的脚向左后跳了一步！是的，不是我，是我的脚！本能的后跳是因为一声轰击我头颅的震耳欲聋的巨响！是一颗在我耳边啸叫爆炸的子弹！是轰响的枪弹使我猛然后跳！后跳的一瞬间，我看见一个挨近我的穿花格衬衫的男子，正在像一包被推倒的粮食口袋那样，直直向后仰倒！并没有一点儿挣扎的动作，也没有任何由生至死的过度，他像是被推倒的无生命的大口袋一样倒在了地上！

子弹擦过我的左耳（那是使耳膜感觉到了疼痛的子弹的冲击！），射中了我身后的男子。

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军队在视野中消失，我走上了返家的路途。我看见在北蜂窝北口东侧那个我曾停留片刻，迟疑着是否留在那里的商店门廊下，一片血渍。我走上长安街，那里的景象令人心悸！那是大地震后；水灾冲刷后；泥石流爆发后，日本鬼子扫荡后……一般的被洗劫，被虐杀，被摧残、蹂躏过的长安古道！我看见，破碎了的扭曲着的水泥隔离礅，瓶罐杯碗鞋帽衣衫，倒地的变形的数不完数量的自行车，以及曾经被人们充作武器以反抗法西斯暴行的那些石头瓦片长枝短棍……布满了这条曾经美丽宽阔的大道，以及，在以后明亮的白天，我才看见的长安街两旁建筑物上比比皆是的累累弹孔。在公主坟地铁东北角出口外的平台上，我看见了又一处血渍，它足有一平方米大小，那么鲜红！那么刺目！一个人的血只有流光了才会占据那么大的一片吧！

几天以后的清晨六点，照例打开我的短波收音机。做为被永远封锁着耳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听“美国之音”“法广”“BBC”是他们唯一知道真实世界的途径－－我听到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女士讲述她失去了十七岁的爱子蒋捷连，他被打死在木樨地东北角被称作“27号楼”的地方。以太中，传来这位痛心母亲的啜泣，和着溢满我双颊的泪水，我的思维迅即地回到了北蜂窝、军博、木樨地－－我和小捷连曾经多么的相近！我活着，莫非是在另一世界的梦境里？不是么？那一颗子弹明明在我的耳边爆炸，却为什么死的是身后的男子而不是我？十五年来，我曾无数遍地回味分析着那一颗擦过左耳的子弹……

那个士兵站在高高的装甲车上，他已得到了上居准许他向人群开枪的指令，虽然那一刻他并未受到任何威胁，他只是要显示一下他拥有对围观群众生杀予夺的权利，或者只是因为他太年轻，只是出于好玩，他游戏一般扣动了手中的扳机，那颗子弹居高临下，成弧线越过靠近坦克的千百人头，落向我和穿花格衫的男子……若是士兵再晚一秒钟两秒钟扣动那只枪的扳机？若是装甲车的履带再向前一个两个厘米？若是面北站立于北蜂窝的我的双足再向西侧三分五分……

我死了！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