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下半年，我国正处于节粮度荒的艰难岁月，我在一所中学里任高一年级的语文课教师。有一天上午第三节课，我讲了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刚下课，班里个子最高的一位男同学，急匆匆地从后面走到讲台前来对我说：“姚老师，下面的课我不能上了。”“为什么呢？”我问。他说：“这个月我们家粮食亏得多，昨天一天喝的都是稀粥，今天早点还是喝的稀粥，现在我饿得心里发慌，坐不住了。”这时我看到他脸色煞白，额上渗着汗珠，好像得了重病。从他可怜的目光里，我感到他渴望我能对他有所帮助。
按理说，我是他的班主任，又刚讲了“关心群众生活”的文章，关心他，帮助他，义不容辞。当时如果我能给他找一点食物吃，他会稳定下来继续上课，但是我能给他吃什么呢？
前一天下午，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抓生活的党支部副书记郑重宣布：这个月我们增加了一点副食，每人一块酱豆腐。会后我立即到学校食堂去领，那是一块半寸多厚二寸见方的普通的红色酱豆腐。我放在碗里，端着回宿舍，本想做晚饭的佳肴，但它的扑鼻的香气，使我无法抑制强烈的食欲，因而在半路上就把它吃掉了。
有位教育家说：“对人由衷的关怀，这就是教育才能的血和肉，教师不能是一个冷淡无情的人。”这类的名言，我早已铭记于心，但在那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已经因饥饿多次浮肿了。
当时我二十多岁了，本市无家，住校。节粮度荒前，每天坚持长跑锻炼，饭量较大。度荒以来，每天按定量在学校食堂吃饭，饭后总觉得饿，于是就吃点咸菜或喝点酱油。如此之后，口渴，就多喝水，来个水饱。运用此法不过几天身上就浮肿了，浑身无力，勉强支撑着上课。浮肿后领到国家补助的一些黄豆、枣等，身体有所好转，可是补助过后不久，又浮肿了。发动班里的学生互助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学生经常有因饥饿而不到校上课的，可以说都已自顾不暇。
于是我只好和蔼地对他说：“回家吧，回家喝点热水，好好地睡一觉会好一些。明天不就可以借粮了吗？(那时每月25日开始，可凭粮本在粮店里购买下月的定量粮，叫借粮)借了粮饱饱地吃一顿吧！”其实我有切身体会：饿着肚子是睡不好的。但在那种尴尬的情况下，我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天津老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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