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峰:纪念,只因不肯绝望

十五年过去了,在这过去的十五年里,沾满了青年鲜血的刽子手:邓小平寿终正寝了。一个杀人凶手能够寿终正寝本身就是对正义的嘲弄,更何况他死后的风光大葬和国人对他的深切怀念。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应验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一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杀一个人的是罪犯,遭人唾弃,杀成百上千的,反而成为英雄,受万民敬仰,而被杀的人更是成为死有余辜的罪人,仿佛一切的罪过,都是由他们而起的,都要由他们承担。

六四,是由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创造的历史,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对中国文明进步的贡献,作为我们这些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六四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六四代表着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潮,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亲手推动的。但是我们的力量确实太小,能够与强大的专制对抗的唯一的优势,只有良心和天理。也是因为我们年青,我们过于相信良心和天理的力量,所以我们对专制:特别是中国的专制缺乏根本的认识,所以我们逃不脱失败的宿命。从此,良心沦丧,天理黯然,一时间贪官横行、恶法泛滥、沙尘肆虐、洪水滔天,天灾人祸交,争相降临。

十五年的时光流逝,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不再有热血沸腾的冲动,除了选择出走外,大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压抑良心,同流合污,以便在专制的统治中给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份额,由于知识青年法定的干部身份,体制内谋求发展是一条非常现实的道路,基本上可以说是唯一的道路。经过十五年的岁月,或者说十五的奋斗,这些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也就是当年亲手推动民主进程的一代热血青年,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很多人都已经进入,至少是接近政府各个部门的权力核心,但是他们地位的改变,当年的理想也随之改变,权力的追求取代了民主的渴望,利益的争夺取代了对天理的敬畏,所以评反六四的唤声不是从他们的口中喊出,因为他们还要继续压抑良心,以便谋求更大的权力。也许只有退出权力追逐之后,他们才会重新听到良心的召唤,就像退休的军医蒋谚勇一样。当然这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因为他们必须服从这个体制,才能谋求自己的利益,毕竟追求幸福是人天然的权利,如果人们追求幸福与服从良心发生冲突,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这个体制有问题、甚至这个文化氛围有问题。

我不知道在这些随波逐流的六四青年中,还有多少人记得六四时的理想,当然也无从得知,因为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对话,六四都是一个大家都不太愿意展开的话题,这也许表明人们的心目中还存有良心的判断,只是在现实中必须加以压抑。但是我担心,良心压抑过久,本身也会变形,就像弹簧被压抑得太久,就会失去弹性一样,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连传递六四理想火种的责任,也被压抑到记忆深处的话,我们的后人谁还能记得六四和六四的理想呢?十五年的压抑,是否已经太久呢?我害怕等到最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公开地谈论六四的时候,六四已经变成取悦无聊大众的喙头,就像文革一样。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喜欢向前看的民族,而且有将一切沉重的事物变得轻松的能耐,这也许是它能够完整地走过五千年的风风雨雨的主要心理素质。但是这过分的举重若轻,却是让这个民族永远走不出宿命的主要的心理因素。

记得日本电视剧《阿信》的主题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保存希望,等待就少点感伤,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在漫长而且黑暗的中世纪般的岁月中,保存希望地等待是唯一修复去做而且又可以做到的。对六四的纪念,与其说是对理想的执着,不如说是保存希望的努力。拒绝遗忘,只是因为不肯绝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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