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目睹亲历科举考试之怪状

考科举是母亲的期望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便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当大哥考取了秀才时,母亲很高兴,而我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母亲高兴,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不大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地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作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

一篇怪文“镇”住考官

  像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拾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又是县、府试录取第一名,都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童,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入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已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

  “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不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我那时所想象的灾难,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历的那样厉害;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所以在那一年中,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好在经义和策问,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

南京城内的无聊怪事

  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同行的人们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了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材,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过南京乡试的,只有我初次出门,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

  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铛的丁零当啷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头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留下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当然不便御驾亲征,失去尊严;第二个是我大哥,因为他不善言辞;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午后,寓处找着了,立刻搬过去,一进屋,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全大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我听了真莫名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过了三四天,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才发现了上当的缘故。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来找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一搬进来,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伎,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有的是亲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此时也会不翼而飞。好在考先生都有“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哪敢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辱我们做贼,便是诬辱了皇帝!”天高皇帝远,他们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一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倒要动野蛮。他们一和人打架,路过的考先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动手帮助,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闹到官衙,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官也没办法。南京每逢乡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账,临时商店遍布城南到处都有,特别是状元镜一带,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唯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

  我们寓处的房子,诚然又坏又贵,我跟着他们上当,这还是小事,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屋锩挥忻┎蓿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