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减轻农民负担"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措词严历、态度坚决",却依然至今解决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农民负担问题,反而让农民负担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此、该书作者一连迭声地反问: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显然,对此问题的探讨,是犯了大忌的、超过了中共的“舆论导向"的底线。于是作者只好作了一个自嘲的回答:“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走进了一个怪圈。"
我发现,国内探讨中国问题的有识之士,均常采用"怪圈"一词!
怪圈两字,成了中国问题、中国学问的最经典的名言。
是的,中国的怪圈实在太多了,大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小到小学生作业负担问题,均走进一个怪圈!
先从小事说起,国内报刊上常看到这样的标题:“中小学生减负,何时能走出怪圈 "?
讲的是,现代教育强调的是素质教育,而中国学生却长期陷入作业负担过重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于是有识之士与学生家长大声呼吁减轻学生负担。有媒体控诉说:请救救孩子!
于是,国内教育部也三申五令、连年下发“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红头文件。奇怪得很,中小学生的作业却越来越多:如以前仅是高三年的学生为了高考而钻题海,近年来却发展到连小学生、初中生也在加班加点赶作业。中国中学生的近视率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高攀世界第一。
随着教育部的“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红头文件不断重复地下发,各地的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却愈加沉重。
对此,谁也无法绐予解释,只能又一次自嘲地说:中国的教育走进了一个怪圈。
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大事,如城里的住房楼价、医疗费等,也是随着党中央的“关心群众生活"、“为民办实事"等红头文件的连年下发,而逐年暴涨。如北京城里的楼价已高达每平方一万元以上,只能让北京百姓望楼兴叹;又如很多人有病因负担不起医疗费而不敢上医院等例子,均证实中国的民生问题也走进一个怪圈。
其他如《中国农民调查》涉及到的“政府机构与官员精简问题",也是五十年来一直走进一个怪圈: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这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铁的事实,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悲哀。"
让全中国人民感到莫名悲哀的怪圈,还有很多典型:
例如,中共报刊总是歌颂毛猴王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可是又正是它,在一九五八年发动“公社化"和“大跃进",造成了全国农民的大批“非正常死亡"(注:饿死),据《中国农民调查》披露:“仅安徽省一个凤阳县死亡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其中大庙公社夏黄庄,死亡人数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家中死绝的全县有二百四十户;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庄,占到了二十七个。"(此段话被《当代》删了,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文本笫141页)
请注意:有地方“死亡人数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即超过一半的人口竟死于饥饿!
试问苍天:以中华之地大物博、中华民族之勤劳耐苦,怎会没饭吃?怎会饿死人?中国人民怎会饿死?死得如此悲惨?
而毛猴王如此罪大恶极,又怎成了"人民的救星"?
颂歌唱得最高级,什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猴王";原来猴王的本性是抢夺猴子们的口中食。毛猴王的罪恶又是中国历史上最空前的!
这是一个中共领袖的怪圈!
又例如,中共报刊总是赞美近二十年来,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辉煌胜利的时期。可是又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是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最大规模,贪官污吏人数和贪污受贿最大规模;房价、医疗费、学费暴涨最多的时期。也是城市工人下岗失业最多、农民负担象滚雪球一样的时期。也是社会治安恶化、刑事犯罪最大规模的时期。
这是一个中共改革的怪圈!
看来,中共盛产怪圈。此怪圈,可用一句通俗的话给予注解,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干绝。
这也许是毛共一贯提倡的:“两手抓":一手抓宣传写文件,一手欺压百姓抓权钱。
是的,中共各部门的分工很明确:宣传好话、发文件的归宣传部或宠幸文人,升官发财、搜刮民脂的归组织部或死臭官僚。宣传部只要宣传好,组织部只要升官快。
宣传仅是纸上谈兵,千万不要当真,千万不要当一回事。
《中国农民调查》写道,一位有正义感的农民责问当地的“综治办主任”:“你没有法律手续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该主任暴跳如雷:“我就是法律本科!”
而当地的人大主任又教训农民:“不要认死理,不要啃死猪头,法治是外国的事,中国就是人治!”
中国就是人治!如此白描了中国官场的真相:把党中央、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当成死猪头,谁也不认真。只有书生气十足的人,才会去认红头文件--死理。
很多人误会:鳄鱼也是因为痛苦而流眼泪?
我看过野生动物的科学考察报告:关于鳄鱼的眼泪,其实与情感根本无涉。
这就是中共怪圈的谜底。这是我为《中国农民调查》所作的第六个注解,其余注解待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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