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 吓破胆的老人们 —弱势人间

我爱与一群老教师坐在一起喝茶,他们的平均年龄比我大四十岁,其中还有我父亲的启蒙老师,讲起父亲儿时的趣话,常常让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与老人们坐在一起,几乎就坐进了中国近代史,老人们讲清朝讲民国讲维新讲共和,除了六十年代他们几乎甚么都讲,偶有人不小心讲了,则引得有人怒目圆睁,有人闷头啜茶,有人紧紧抓住茶瓶,半天不说一句话,这也是老人们最容易引起纷争的时候,因为在六十年代的他们中,有人姓“保”,有人姓“造”,有是专政对象,有人是被专政对象。尽管时间已隔了很远,他们心中的烙印却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印记,不独表现在喝茶聊天之中,不夸张地说,这些印记深深地笼罩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在我们眼中也因此有些怪诞。

譬如,一次,我正坐在茶馆门口看书,来了一位老人与我打招呼,问我为何不进屋?我随口答道:外面亮一点,好看书。他端着杯进了茶馆,半晌,又回到我旁边,附在我的耳边悄声说:小伙子,转回三十年,你这句话就够下放改造了!我瞪大眼睛,问何故?他分析道:“你想想?外面亮是甚么意思?就是说里面黑了?你这不是对现实不满,想里通外国吗?”我不以为然地笑道:岂有此理。老人见我不以为然,也不与我相辩,在我印象中,这位两次被划成“右派”的老人几乎已失去了与人争辩的功能,他被划成“右派”的罪状:一个是在墙上贴主席像忘了拔钉子,致使钉子从伟大领袖胸口刺出;另一次,则是用一套“毛选”换了三包香烟……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听说我爱写诗,就不无忧虑地替我担起心来,我知道,他绝不是担心我因为写诗而饿死,他更多的是担心我“出问题”。我依然不可理喻地摇头,不屑于他的大惊小怪,但他却并不像别的老人般知难而退,而是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告诉我,年轻时他也写过诗,那些诗其实只是民谣加古诗的顺口溜,他最得意的一首,便是歌颂人民公社的。诗曰:公社好比向阳花,毛主席的恩情像彩霞……结果,这首诗使他遭受了二十几年的非人生活,整他的人分析道:彩霞是空虚之物,用来比作毛主席的恩情,狼子之心,何其毒也。

还有一位老人曾悄声告诫我,要我一定要敬惜文字。因为他曾被一个字救过一条命,我不信,他就把故事原原本本讲给我听了:

那是一九五七年,“整风工作组”进驻学校,组长是个麻脸黑大汉,姓陈,识的字不比脸上的麻子多。进校第一件事,便是写标语,曰:“学习革命两不务。”讲故事的老先生当时还是中年人,还有点胆气,当面指出标语中的错处,直把个陈麻子吓得满脸冷汗,好在看见的人不多,才过了一道险关。之后,他并没张扬,陈麻子很感激他,“百花齐放”时,没有让他“放”而是让他当记录员。他也因此没有被“阳谋”所谋,按他的说法,许多比他老实的人都被“引蛇出洞”当了右派,开除工职,下放劳动,饿死于“自然灾害”,而他却因为一个字而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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