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何家栋与迄今未了的小说《刘志丹》案

中共主政半个多世纪，为箝制言论自由，严密控制传媒和出版，其主要手段，就是不断罗织出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文字狱之多，也如汗牛充栋，至今虽没有甚么统计数字，但若要评一下哪个是最大的文字狱，还是不难推论的。

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夫人）在一九七九年版的《刘志丹》序言中说：一九六二年夏天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事情前因后果还没有弄清楚，由理论权威（指康生）提出，就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刘志丹》小说自然成了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网领。马上成立项目组（理论权威就是这个项目组的组长）。习仲动、贾拓夫、刘景范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以及我采访过的老干部们都进了黑名单，成了审查对象，这个黑名单有多长，据悉涉及到的将军就有一百多名。文革开始后，审查变成关押揪斗大批判，黑名单还继续延长。地质部因刘景范、李建彤的关系揪出了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工人出版社除了责任编辑、社长，还拉出了全国总工会主席马纯古。全总书记处书记张修竹说，“李建彤及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文革中贾拓夫被整死，莫名其妙把彭德怀又扯进《刘志丹》案的黑爪牙，甚至我到陕北采访时给我带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几个。”

何家栋声音被封堵

周恩来当年给刘志丹有题词：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用这个超越时空的题词，可以说“中国第一文字狱也要数《刘志丹》”。

我今天关注《刘志丹》案，原因是我尊敬的师长、《经济学周报》的老领导、总编辑何家栋先生，正是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志丹》上卷的编辑和参与写作者。今年初我收到何先生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关《刘志丹》接受邢小群女士访谈的定稿。这篇访谈不仅是中共历史上对这一重大事件详实的纪录，而且处处闪烁着先生思想批判的火花，到了访谈的结尾先生已收不住思想的洪流，打开闸门，对中共长期奉行的路线斗争和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批判，有理不在声高，先生的批判力度绝不在于言词的尖锐，而在于他对历史的彻悟，正因此先生最后一段话的每一句都值得我反复阅读，那对于我就像吮吸一个成熟浆果甜蜜的浓汁。我曾给先生打了几次电话，询问访谈何时见报，先生总是回答“找不到地方”。

非典过去，何先生又捎来《百年潮》今年第三期李原写的“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一文的复印件和先生读后写给邢小群女士的信，信的结尾先生写下十分动感情的话：“至今还把告发《刘志丹》小说当作功迹来炫耀，就未免太恬不知耻了。既然他们又发起挑战，我只好起而应战。奉陪到底。即使他们采取制裁手段，用各种媒体上封堵我们的声音，我们也要将真相公之于众。”我注意到先生最后将“我”改称为“我们”，作为学生，我自愿加入先生的行列来，才提笔写作此文。
五十年代政治畅销书作者

何家栋是工人出版社的创始人。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他因为在地下党时有办报搞出版社的经验，被调入工人日报，担任工务科长兼报社工厂第一任厂长，报社的工厂原来只印报纸，但何家栋把它改造成为可以印书，承接大量外活，从工人扫盲课本入手。编辑、校对、封面设计、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在搞，竟然一次能挣几百万，工务科改名为出版营业科，对外就称工人出版社，但只招了两三个人当校对，跑发行，接外活。当时山药蛋派作家的鼻祖赵树理关系在工人日报，人也在工人日报住着，何家栋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社长吧，出版社的广告就这样写了，无人查问，这样赵树理这个第一任社长是科长何家栋任命的。正式招牌打出后，出的第一本书是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本书是赵树理的《天下工人是一家》，相声、小品、小说唱、连环画和周立波、草明等大作家的小说，诗歌源源不绝。工人出版社发展起来，赵树理调入作家协会，还是由何家栋一人独撑门面。买了工厂，盖了大楼，用卡车往王府井银行拉票子，问题就来了。

五二年“三反”“五反”先查何家栋的经济问题，没查出一文钱，就开始整政治问题。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的是否是脱党份子？在北平被捕过，是不是叛徒？送你参加八路军的人在哪里？是不是你出卖了那个同志？自五二年开始，何家栋成了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拉出来斗一斗的老运动员。尔后，全国总工会把文教部端过来，让该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做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这些人合伙接管了何家栋一个人的工作，又成立了各处各室，但就是不给何家栋分配工作。他被罢了官，让他去校对科，连个校对的衔也不给，甚至不算编务，只让搞标字号，设计版式。

何家栋当然有气！他说“《把一切献给党》就是这时写出的”该书实际是何家栋对吴运铎的采访，只不过采用第一人称，此书冲破了共产党文艺作品多是穷人翻身，新旧对比，婚姻自由的老题材，写了共产党人是怎样战斗的，书一出来，洛阳纸贵，发行了几百万册。因为这本书，因人论事，社里成立了文艺组，让何家栋当副组长（没设组长）。何家栋说：“就这样把我挤到了文字这条羊肠小径上。”就在文学这条羊肠小径上，何家栋作为执笔人，又写出了《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卫士长阎长林回忆录）。江青看后说好，给了阎长林一斤茶叶两条烟，算是奖励。如果将五十年代移至今天，电视报纸一揭幕后新闻，何家栋的名声肯定要超过琼瑶、二月河。可是当年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党产，没人计较署名问题。
何家栋和《刘志丹》初稿关系甚大

何家栋当年还列了一部传纪文学选题，这就是《刘志丹》。何家栋和刘志丹在政治生命上有一段情感交流。何家栋入党时，党组织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第一次讲的就是刘志丹的故事。一九三二年左倾路线强迫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走下终南山南下，全军覆没。刘志丹死里逃生，回到陕甘，重振旗鼓，陕西省军委书记高岗也从西安跑来和刘志丹一起重建红二十六军队伍，后又发展起来，打到陕北，将陕北、陕甘联成一片，全红了。一九二五年徐海东、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也从陕南转移陕北，在陕南作战时将杨虎城派去联络的张汉民团消灭了，团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自称认识刘志丹也给杀了。他们不相信白军团长是共产党员，认为与之相勾结的红军里的人也一定是反革命，陕北执行左倾路线，据此要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全部抓起来。逮捕令送到刘志丹手里，他完全可以调兵自卫，先发制人，但他没有。反而主动投案，与那些人讲道理，结果这次肃反，杀了六七百人，把知识分子几乎杀光，要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连刘志丹几个人的命也保不住了。何家栋说：“从那时我就记住了刘志丹，没齿难忘。以后列入选题绝非偶然。我想，即使李建彤不写，我也要写的。”

一九五六年，何家栋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他的夫人地质部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李建彤也与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于是决定由编辑王勉思前去组稿，并陪同采访，一九五八年冬天，初稿写出来了，工人出版社决定派何家栋去定稿。一九五五年审干中，何家栋的历史问题被查的一清二楚，从参加革命到解放，每一环节都找到证明人，党支部的结论是：“调查结果，调查出了个好样的。”过去的老战友，都说他是“干革命不要命。”但是五七年何家栋因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被说成两人“一拍即合”，也被打成右派。何家栋的情况向李建彤做了介绍，得到她的应允，同意何做《刘志丹》的责任编辑。

何家栋提出了一个方案，把主要事件串连起来，把次要人物合并起来，征得各方同意，他就帮助李建彤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写哪些事，还商量好，文字风格，要用口语。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并且”一类虚词，根据拟定的大纲，整理出了《刘志丹》初稿，有二十万字，何与李又一边商量一边改，对人物评价和情节安排，常有不同看法，只要李建彤坚持己见，何家栋就听她的，因为她是作者。合并的人物都用假名，但都有原型，当事人一看便知从未瞎编过。
阎红彦向高岗争夺陕北创建之功

《刘志丹》写作中必须涉及两个大活人，这就是高岗和阎红彦。刘志丹与阎发生关系在红二十六军被肃反之前，一九三一年阎在山西搞了个游击队，在当地站不住脚，西渡黄河到陕北，只有二十七个人。和杨琪（后任红二十七军军长）的商贩军汇合到宝安县找到刘志丹。被领到南梁，和刘志丹的队伍汇合不久，阎红彦便在三甲来了一场火并，缴了刘志丹队伍的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