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站在2004年看“胡温新政”

这一政治定义被广泛接受，严格说来是有些轻率的。“胡温新政”不曾象历史上的伟大变革一样，具有宣言性的指向，或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它只由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迹象所构成：在八二宪法纪念大会上对宪法权威的强调；对“新闻改革”口惠而实不至的许诺；处理ＳＡＲＳ事件上展现出的个人魅力；在孙志刚事件上的从善如流；解决农民工欠薪这个多年痼疾的努力等。但这些事件，也可从另一面解读为新官上任的“形象工程”，并不能确切无疑地满足和构成“新政”的要件。

对于“胡温新政”，从来没有来自官方的定义和阐释，而是先有民间舆论对胡温的“赞赏”，继之以官方的被动默认。而民间舆论的“赞赏”，前提是人们对江泽民时代尤其是江泽民执政后期保守和无所作为的失望。在经历过六四屠杀和法轮功事件后，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越来越遭置疑，于是，“稳定”的需要也越显迫切，在“稳定”的借口之下，政治气候阴冷，官僚体制日益僵化，政改停滞，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甚至完全变味，成为一种利益分切的幌子。于是，当胡温展现出积极对待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的迹象时，人们宁愿以言过其实的赞美来鼓励他们。可以说，“胡温新政”并非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个人专利，而是胡温较为务实的作风与民间愿望互动的产物，是民众参与创造的一种政治意愿及其表述，并被胡温所接受。而胡锦涛的“法统”身份，又使中共无法公开拒绝这样一种寓期待于其中的赞美。

　　但由于胡温的权力基础在中共内部，即使胡温确有推行“新政”的决心，这种改革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何况我们并不能妄断胡温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真实想法。到目前为止，胡温主要采取以个案处置的方式带动政策性（而非体制性）突破，对陈旧体制进行修补。比如说：温家宝不会不了解农民工的处境，但他却要借助农妇熊明德讨要工钱为契机，充分利用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力量，打开解决农民工欠薪这个问题的缺口。在权力基础仍然脆弱之际，这种手法延续了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和个人的清新形象，客观上对僵化保守的社会现状也有所突破，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肯定。

　　但胡温的权力既来自于中共，他们受中共政体的约束也是无庸置疑的。在构成"胡温新政"的诸模糊事件中，胡温向人们展现的是“勤政”和“亲民”的“好人”形象，而不是有魄力的领袖权威。胡温从来不能或不愿对失职事件的责任人进行认真追究，孙志刚案如此，重庆井喷事件也是如此，甚至，因处理ＳＡＲＳ失职而下台的张文康和孟学农，也重新被起用，这就使他们无法借助个案的处置在腐败而不作为的官员中建立普遍的警戒制度。有理由怀疑，面对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体制性恶疾时，胡温有没有能力从容撤消一个县长的职务！

而且，胡温的政策走向也比较含混，在进行“新三民主义”，“以人为本”等积极性表述的同时，也有向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寻求支持的迹象。对异议者的迫害，也无减弱。作为五六十年代苏联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领导人，胡温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民主进步的政治观念，需要谨慎观察。

胡温本人显然乐见民间舆论对他们的赞扬，这对他们巩固权力大有助益。另一方面，这种赞扬中包含的期许与压力，在促使当局解决收容遣送、农民工欠薪等问题上，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互连网的飞速发展，对舆论力量的凝聚，给了有力的支持。

民意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觉，对“胡温新政”的走向乃至未来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舆论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在２００３年，是堪与“胡温新政”等重的事件，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不能忽略的一笔。民间舆论借助互连网的壮大，或许将促使“胡温新政”逐渐作出更清晰的选择。无论如何，民间社会的成长和民间舆论的力量，在促进政治民主的道路上，比面目并不清晰的“胡温新政”更值得信赖。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