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的代价

1969年的元旦一过,北大荒的黑土地上又掀起了“反右派”的高潮,省草革会号召全省革命群众反击这股形“左”实右的思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运动的来势很猛,尤如196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的势态,连里的生产基本上停下来了。动员会、表态会、批判会、揭发批斗会一个接一个。什么损人利己,邻里纠纷,占小便宜,作风不正等等全在揭发之列。经过两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已悟出了一些道理,价以面对连里群情激昂的批斗会,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则常常躲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在这阶级斗争火药味呛人的关口,我和廖辉文被通知调入炊事班工作。我从小住校吃食堂,既不会做饭也不喜欢做饭。但炊事班是事关全连人命的重要工作岗位,最可靠的人才能被派到这里工作。在这风口浪头上,我不敢提自己的想法,只好强求自己从头学起,尽量干好它。令人高兴的是连长让我们一周后到团里参加技术训练班,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去逛逛县城了。

  培训学习比原计划提前两天结束,团里让我们玩一天然后回连。在团直小学当教员的丁东红和国利原是我们连的北京知青,她们告诉我们可以借边境通行证去虎头镇玩玩。这个建议太诱人了。虎林是边境县,可虎头镇才真正座落在边境线上,次日清晨,我们带上通行证早早赶到汽车队,搭乘团里运木头的车向虎头镇进发了。一月的北国大地冰封千里,到处一片白雪皑皑,冰雪大道上穿梭往来着各种伐木运木头的车辆。我们乘的卡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虎头镇。边镜哨长验过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自由观光了。这个小镇人烟稀少,同前苏联只隔一条乌苏里江,镇上的百姓多以打鱼伐木为生,兼种粮食自给自足。镇上驻扎了不少军队,到处都是荷抢实弹的军队,透出一种无形的紧张的气氛。冰冻的乌苏里江与陆地连成了一片,站在岸边,我们真有些激动;脚下是神圣祖国的土地,对岸就是他国的疆域,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站在祖国的最东方,这里应该是祖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啊!离开江岸,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个养貂场,但是只能在外面看看,不得入内,北大荒的冬天日落得特别早,三点半钟天就擦黑了。我们带的点心早已吃光,在镇上的小卖部,小学校,农舍各处转转就准备截车回团了。起风了,风卷起飞雪搅得天地浑然一体,迷蒙一片。卡车打着前灯,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只动物的眼睛,在昏暗朦胧的夜色中晃动着驰来,我们挥手截车,履试不成。也许驾驶室里已坐满了人,也许时间太晚了,司机急着赶路。好不容易截了一辆,只能上一个人,我就让廖辉文先走了。天已完全黑了,车子更稀少了,风越刮越紧,我一个人不敢站在路中央,怕司机看不清人会出事故。我已在雪地里呆了一个多钟头,尽管不停地跺脚运动,手脚还是冻木了。截不到车该怎么办?我心中正盘算着,身后传来声音:“你这孩子怎么总站在风雪地里,快进屋暖和暖和。”是道班的工人在招呼我,他们正在开饭。“你是几团的,饿了吧?”“我是36团的,饿极了。”一位工人给我盛了一碗小楂子粥,递给我馒头和一碗土豆烩豆腐,热气腾腾的,味道直香呵!工人们知道我是北京知青后,兴致勃勃地问起北京的各种情况:工大领袖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景,批斗走资派的场面等等,我尽其所知地讲,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快八点了,一位工人让我进里屋与班长家的大嫂同住,班长出差了,十几个道班工人住在外屋的大通铺上。大嫂为我铺好被,火炕把被子烘得热呼呼的,我钻进被窝,浑身都瘫软了,困意立刻袭上来。大嫂问我:“你这女娃子胆真大,咋一个人出来办事?”“我不是办事的,是借了通行正出来玩的,走了一个人,我没截上车。”“你说啥?”大嫂一脸吃惊神色,我又说了一遍。“那可不行了,这阵边境上吃紧,你借人家的证跑出来,那得到公安卡子上报告一声。”“明天再去吧,我困死了。”“这不行,我们这儿有规矩,可不敢犯纪律。”我无可奈何不情愿地爬出热被窝,随她去公安卡子“自首”。反正我就是借个证出来玩玩,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被大嫂带到虎头镇边防站兼公安处的 幢红砖房子里,董处长接待了我。他的目光炯炯有神,透出一种威严和警觉。他详细地询问了我家祖宗三代人的成分、历史,我的详细经历。他边听边说,最后让我准确地写下今天一天到过什么地方,走过的路线及时间,好像我犯了什么法一样,我心中忐忑不安。其实,我借通行证就是为了玩,除此以外我没干任何违法的事,也绝无投敌叛国的念头,随你们审查吧。例行公事完毕,董处长笑了,“你给我讲讲北京的情况吧。”我一下子觉得心里坦然了,看来他没把我当坏人。他兴致盎然地什么都打听,我们谈兴甚浓,一位军人进屋当着我的面向董处长报告:已与36团团部,二连连部和北京我哥哥的单位通话联络过,审查我所说的一切属实。我的天哪!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无线电波穿越了几十公里,几千公里的空间,把我彻底地透视了一番。这也好,落个明明白白。董处长又笑了,“明天下午团里派车来接你,现在我带你去招待所睡觉。”第二天上午,董处长带我去江边,让我登上边防哨所的了望塔,了望乌苏里江对岸的伊曼城。他还带我钻进日本人留下的碉堡里,给我讲这里发生过的激烈战斗;还带我进养貂场里参观,我拿着肉去喂这些紫光油亮的、可爱的小动物。下午团里派了吉普车来接我。回到团部,自然要挨团长、政委一通批评。孙政委看完我写的检查还比较满意,他说要发一份通报,教育全团的青年。我回到连里,大家纷纷说我太傻了,说一句假话就可以应付过去了。是啊,我要是不对大嫂说通行证是借的,证上又没照片,哪会惹来这么多受审挨批的麻烦,可是我从小到大,妈妈和老师从来都教我为人处世要忠诚老实。说谎的孩子喊“狼来了”的故事是我记得最牢的故事了,我从未说过假话,遇事也从没有不说实话的意识,这有什么不对?我很疑惑。

  离开连队近十天,连里进驻了解放军反右倾工作队,宿舍的墙上出现了一些揭发安连长和王指导员的大字报,还揪出了刘医生和拖拉机手徐宝勤,他们都是生活作风问题。指导员被定罪为封锁毛泽东思想,这可是能置人于死地的。我对老王的印象一直很好,他正派而耿直,我不明白也不相信他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和好朋友荣景潜晚上悄悄溜进老王家,问起原因,老王讲他轰走过一个来连队卖毛选的人--那人自称是虎林县新华书店的,来到连里就仔细打听人员的组成情况;他没有营业执照,引起了老王的警觉,就把他轰走了。这怎么能算罪行,这分明是革命警惕性高的表现。第二天工作队于队长参加我们后勤排的批判会。我谈了自己的想法: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但是希望能创造让人讲实话的气氛,特别是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充分发言,另外不要把似是而非的事当作定案的根据。我刚说完,于队长就迫不及待地说:“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是暴动,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只要有三人以上作证就是铁证如山的事实。”这逻辑多么荒谬,三个人合伙害一个人还不容易?!简直太可笑了。我想反驳他,排长老邵却死死地压着我的手,示意我不要吭声,我只好忍住了。一天后全连开总结会,我和几个同学照例坐在最后一排。刘大保小声真怪我:“于队长在造舆论,说你的发言影响很坏,你要是不放弃错误立场,就把你去虎头那事的通报装入你的档案。这批当兵的是刚从越南撤回来的,什么也不懂,你千万别再发言了。“真卑鄙!我愤愤地抗议。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襟怀坦白,不应有所顾忌。在召开的青年座谈会上,我又重述了自己的想法。

  随着反右倾的深入,连里的重要干部都被“挂”了起来,冬天该进行的排水、积肥,维修保养机械、备耕等工作都停顿了。没完没了的会搞得大家疲疲沓沓,连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闷,大有人人自危之势。人们相互见了面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该不该搭理那些被批斗的人,可是被点了名的人占全连职工家属的十分之一还多哪!

  1969年春天,珍宝岛的枪声一响,军队立即整装开拔奔赴前线了。鼓噪一时的运动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了。安连长,王指导员又重新站出来主持工作。农时不等人,庄稼还得种。北国冬长春晚,但冰雪正在慢慢地消融,春天终归会到来的。

  1973年底,我突然接到国利的来信,她早已调到新疆工作。在信中她述说了因为1969年通报我去虎头之事牵连到她,而且这通报又装入了她的档案,当时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在入党和上大学的问题上,她蒙受“对组织不忠”的不白之冤,使她严重受挫。她希望我去找原团长和政委问个明白,为什么他们说通报是为教育全体青年的,是对我们的批评而不是处分,不记在档案里,可是又在背后搞了小动作。请他们把通报的性质、内容向国利的现单位说明白,看了信我非常内疚,由于自己的幼稚和不慎,影响了朋友的前程。我也非常气愤,政委和团长为什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为了解决问题,我奔波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使团部给国利所在单位发函,满足了她的要求。但是她所失去的机会却无法挽回了。在当年被通报批评的六个人中,只有我和国利的档案中被装入了通报。显然我是因为在反右倾运动中直言不讳地说实话,没合着工作队的调子唱,国利也是因为政治上的坦诚而得罪了某些人。当年我们不懂得办事情、处理问题要讲究策略和灵活性。我们只信奉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可是我们的诚实却被某些利用权术的人所耍弄,我们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张学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7月到东北建设兵团,1976年回北京,现在北京汇文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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