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高层权斗北京挑起反日情绪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今年元旦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共喉舌新华社即报导中国媒体和网民如何谴责。十多名保钓人士更在一月二日赴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抗议。示威者高举“勿忘国耻、复兴中华”等横额，并高呼“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与“小泉无耻”等口号，播放二战日军投降声明的录音带。虽然示威者又烧毁小泉画像、日本军旗，但未遭在场公安阻止。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禁止任何未经准许的示威游行，这次网开一面，显然是默许和鼓励这个反日行动。

类似这次默许和鼓励的，最近还有一些，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名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筹委会”的中国保钓组织在厦门公开挂牌成立，负责协调全球华人的保钓行动。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因为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活动都被当局视为“不安定因素”而加以禁止。

纵容传媒当局推波助澜

这些还是比较理性的反日活动，然而就连不理性的反日行为，当局也在推波助澜，或者容许媒体这样做。明显的例子有两个：

一个是所谓“珠海嫖娼”案。日本一家企业集体到广东珠海旅游，九月十六日找来三陪女狂欢。这样动众兴师自然颇为过分，但是对这样大的需求，一个小小的珠海就可以应付得来，也说明以珠海为代表的中国是如何的“繁荣娼盛”了。但是中国媒体在揭露这件事情时，把日期改为九月十八日当年日本侵占东北的日子，于是这宗本来毫无政治意识的事件就成为再一个“国耻”，于是举国爆发一轮新的反日怒火。

中国当局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对当事人严加查办，酒店停业整顿，有关人员被捕，中国外交部还好意思向日本抗议。十二月中旬，十四个有关人员被判刑，其中两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五年，一个十二年。这样重的刑罚，自然有其政治考量。中国不但对“丧性辱国”的国人判处重刑，还通过国际刑警对三个为首的日本嫖客发出红色通缉令。因为嫖娼而被国际通缉。中国可能是第一个。

日本外交部对中国的抗议表现低声下气，答应要好好教育它的国民；但是紧接而来得寸进尺要它交出那三名嫖客，显然超越了日本能够容忍的底线，日本民众也绝对不会答应，因此日本政府表态拒绝交人。

另一个煽动反日情绪的事件发生在十月二十九日，西安西北大学几名日本人在晚上该校外语学院的演出中据说丑化中国人形象而引起骚乱。几千学生集会抗议，两名日本学生被殴。学生们呼喊的口号包括：“日本鬼子滚回去！”、“倭寇滚回去！”、“日本杂种滚出去！”等等。

其实据后来了解，该演出虽然服装暴露而难为中国学生接受，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却是画了一个爱心，显然还是旨在中日友好。但是传出去的版本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事件结果是当局开除两名日本留学生，解雇一名日籍教师。日本政府派人调查，态度也十分低调。即使是一些商业行为，也往往被中国泛政治化。去年秋天，丰田的两个汽车广告被指“辱华”，赶紧撤回并且道歉。

在这之前的八月，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发生日本遗留下来的毒气弹泄露伤人事件，当然也激化原来长期存在的反日情绪，但是当局处理这些事件，显然不是采用息事宁人的手法而是煽动反日情绪。之所以如此，不能不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中寻找脉络，那就是胡温借反日向江泽民施加压力。

日本民族主义饱受挑战

众所周知，江泽民就任中共“核心”以来，对他的家庭介绍只有死后追认的养父江上青和祖父江石溪，避谈父亲江冠千。据了解，江冠千是南京汪伪政府时代任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与《中华日报》主笔的胡兰成（张爱玲的前夫）手下一员大将。江泽民对此十分忌讳。而他的心腹曾庆红热中于改善中日关系，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前年十二月，《人民日报》的著名评论员马立诚在《策略与管理》杂志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应该尊重日本重新恢复作为军事及政治强国的权利，他指北京当局对于日本的复兴抱持恐惧是非理性及不文明的行为。这个看法深得曾庆红的赏识，本来也许可以作为中共十六大以后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使这个正常的考量无法推行。

而面对中共一再煽动的反日情绪和对日本的颐指气使，日本方面虽一再迁就，但是不可忽视它也激发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了反中友台的力量。例如不顾中国的反对，日本交流协会比照日本其它驻外使馆于去年在台北为日本天皇寿辰举办祝贺酒会，就是提升台日关系的重要步骤。当然，日本对“中国威胁论”非常敏感，也期望中国压抑北韩的扩张行径，因此它秉承中国的意志来关切台湾的公投也就可以理解它的两面手法了。

(转载自台湾日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