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

　　近日，得友人介绍，与戚结识。甫一见面，余即谓之，少年时代，曾夜读其《袁崇焕》一书。时隔四十载，对其与罗尔纲等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论争文章，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戚面露喜色，瞬即拉近彼此距离，此后谈话过程，基本上是有问必答，未有顾忌。

　　一、从十六级干部到中办代理主任

　　余笑问道：文革中，老兵讥讽你仅为十七级干部，然否？

　　戚答：非也。十六级，比彼等所言高一级（大笑）。

　　余又问道：外间有传你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

　　戚答：否。本人仅为中学学历。历史，全凭自学。

　　戚随后爽快地谈及了早年的经历。称，１９４２年随父到上海（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属当今所谓“蓝领”）。未几，就读于据称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十七岁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分配到中南海，时年仅十九岁。

　　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戚着重说明，江的名字排在田前）。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在提及毛泽东及周恩来时，戚一般都循习惯用“主席”和“总理”的尊称。这里及后文引述戚的话时称毛、周，是余行文时所改）。其它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余问：劳动大学结业后，为何你能千里挑一，到毛处工作？

　　戚答：可能是成绩拔尖，理论水平高吧。

　　事后，余想起江青也是山东人，籍贯在这里是否起了些作用？可惜当日没有来得及问戚。

　　戚说，五十年代后期，秘书室有五个科，其为一科科长，级别定为十六级，此后再未曾调整过。

　　余问：一科是干什幺的？

　　戚答：主要负责处理毛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

　　余问：那你是否“一组”成员？

　　戚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外行，称：不是。戚回答的语气给余的感觉更似乎是不大看得起“一组”的人。余后得知，“一组”属中办警卫局管，负责毛的随身警卫、饮食起居，与“政治”不沾边，与政治秘书室更是两码事。

　　戚继续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得毛褒扬后，１９６４年夏，陈伯达点名要其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工作，毛首肯，但有言在先－－如有事须随传随到，故此，戚的中南海甲区出入证一直没有收缴。在《红旗》任历史组组长，也就一年多的时间，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为成员，５月，起草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仍为成员，同时调回中央办公厅。夏天，被任命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局长是童小鹏。

　　中办秘书局是将政治秘书室、机要室这两个毛自己的秘书、机要班子，和习称“后楼”的中办研究室三合一而组成的新机构，与中办警卫局、机要局等同级。第二年夏天毛泽东南巡，汪东兴随卫，毛指定戚代理中办主任，为时很短，仅两三个月。

　　余说，读过戚写于近年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号），文章不长但说理充份，逻辑性很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余的注意：“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读后曾请教过知情者，大概猜到戚所指何事，这日，向戚求证，戚点头称是。

　　余又问：评李秀成自述，是否上头旨意？与当年重提《逸经》的瞿秋白狱中自白有无关联？

　　戚答：诚然，文章发表后，得毛击掌赞赏，并在一张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张报纸后来不知所终），但该文写作完全是个人行为，绝非奉命文章，与对瞿秋白的再评价，亦无丝毫关系。

　　二、毛、江不可分

　　戚至今仍认为，其１９６８年１月被毛、江所抛弃（“抛弃”是余的说法，戚没有用这个词），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在余看来，即使没有１９６８，也会有１９７６，戚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是戚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１９６８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１９８６年出狱，戚的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将毛看作恩师，后十八年，毛理就是他的ｗ星。戚以前曾对人说过，前后相抵，扯平。而今天的戚，心底似乎已平静如水，谈及往事，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的怨恨（至少，余没有这样的感觉）。

　　余问：记得文革三十年之际，《亚洲周刊》曾采访过你，那一期杂志，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次，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关毛私生活的描述，你认为是随心所欲的编造，今天，你仍这样看吗？

　　戚答：对，我仍这样看。我在中南海十八年，虽非“一组”成员，也算是接近毛的人，怎幺就一次也没有碰见过李志绥所说的那种情形？毛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天字第一号，随卫人员众多，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警卫的眼睛（毛亦因此发过脾气，认为失却人生自由）。毛的房间有一特点，就是没有可以锁得上的门，房间门上只挂有布帘子，“一组”的人不用敲“门”也无从敲“门”就可进入，怎幺会有与别的女孩子“大被同眠”的情形发生？

　　余问：你对江青总体印象如何？

　　戚答：她就是小心眼，好报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够格，但没有现今人们普遍所说的那幺坏。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以上有关毛、江个人品格的观点，戚声言为其本人近距离观感，余未予置评。而至于毛、江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治国理念及因此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余虽感同身受，惟因时间关系，未及与戚展开讨论。话题转入了一些戚当年经历过的事件。

　　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两个细节

　　据余所知，戚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列席者，当日求证于戚，戚说，他参加了。

　　余问：“５。１６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

　　戚答：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余问：有著述提及会议过程批陆定一时，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会议参加者人手一份，阅后收回，然否？

　　戚答：没有见过这幺一个“证明书”。批陆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以逻辑推理，既然是批陆的会议，不可能只发林的辨解而不发陆、严的“罪证”，不可能只有“果”而没有“因”，仅发林的“证明书”（即使假设是有的），能说明什幺问题呢？而以上两个细节情况，笔者从另一位会议列席者处也得到了证实。

　　四、“５。１８讲话”的整理者

　　论及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

　　林彪“５。１８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它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官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余说：周也有讲话。

　　戚答：是。但周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系统。周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戚又说，今天看来，林的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地看，林彪功劳很大（对林的这个评价，戚重复了几遍），在东北，面对蒋集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而胜之。

　　五、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

　　余问：有关毛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外间有所质疑。你是当时的中办秘书局负责人，是否知道有这幺一封信？为什幺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封非同寻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问：毛的信，传阅者可以抄吗？

　　戚答：可以。据我所知，周处还有大量的毛其它批件的抄件。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１９７２年５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幺，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幺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哪谌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