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太阳一下变成了小粪蛋儿

在谈到早期文革时，叶向真作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但她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全部叙述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任何具体细节的叙述，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受难的细节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因为叶剑英与江青争吵，气愤得难以自控，以手击桌折断了手指，由此得罪了江青，叶家子女的厄运随之而来，纷纷被投入监狱。她讲了自己在功德林监狱中的经历，一个人关在九平米的牢房里，见不到家人，最后半年才见到家人送来的日用品和书籍；她很孤独，没有放风和其他活动，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只好自己解闷，把扫帚上的苗种在小铁盒里，用牙刷沾水在水泥地上练字，向看守撒谎，甚至在刚进监狱时企图自杀。她的感受是：“我想不通啊，我干吗从小太阳，一下变成了个小煤球，小粪蛋儿呀，就这么一个处境，从天上掉下来，在熬不过去的时候，想死了算了，还想怎么死痛苦少一点，想来想去，都想过。”

她出狱回家之后才知道：她丈夫刘诗昆、大哥叶选平、二哥叶选宁、大姐叶楚梅、大姐夫邹家华连同一个阿姨也都被逮捕，分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监狱环境非常恶劣：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水都不给你喝够的，一天两碗白菜汤，四个窝头，就是一天。我姐夫邹家华，最后，没有地方喝水，没有足够盛水的容器，最后你猜怎么着，把胶鞋洗干净，装水喝。”因为看守们认为：“反正你们都是犯人，都是反革命，所以带着阶级仇恨，就这样。”

出狱后，她经历婚姻的破裂和一年失语的折磨：“回来以后呢，我就傻呆呆，这个时候他（叶剑英）看见我的时候，就是坐那儿跟我说了会儿话的时候，我傻呆呆，那时侯，他流眼泪了。”

叶向真还特别讲到林彪倒台后，江青自知无法整倒叶剑英，就假惺惺地来叶家表示慰问，叶家人诚惶诚恐地接待，她马上让孩子叫“江青奶奶”，而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却不接受叶家孙辈叫“奶奶”的称谓，而非要让所有人都叫她“江青同志”。江青把叶家挨整的全部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她说：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她说这些人呀，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而以后的档案材料证明，抓叶家子女“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面对这些记忆中的灾难，叶向真唯一的内疚是对家人。她说：因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太过出名，太过折腾”和“太活跃”，给江青死盯上了，“所以就拿我开刀，当然她的目的很清楚，我是微不足道，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够把叶剑英给弄下去。”“因为我给家里头已经带来很多麻烦了，……我到现在都很内疚，……”

然而，在她自己的叙述中，从来没有告诉观众：她在文革中是怎样就“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她是否对其他人造成过伤害？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大都是高干子弟所为，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直到现在，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要么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揪斗、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也基本不提他们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

文革大灾难已经过去将近38年了，但对文革的反思仍然止步不前，既在于官方的压制和封锁，更在于个体的良知匮乏，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回忆录，他们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叶向真曾经拍过轰动一时的电影《原野》，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史上，那确实是八十年代的一部杰作。只是不知道，她何时能够以还原历史的态度把自己及其家庭的文革史搬上银幕。

在采访中，叶向真也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老一辈对文革中的年轻人造反也挺兴奋的，“但……有一次回来，他（叶剑英）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

记者问：哪来的那么多金条？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贪图抄家金条的阴暗自私，二者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和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今天再反复强调红卫兵造反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是为了掩盖参与者的真实动机，并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使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有了尽情发泄的机会，对权力的贪婪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对于毛泽东而言，要得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的权力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烤灼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其实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似乎就是：有权就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