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湖南娄底一个叫聂清文的矿工的遗言。聂还在帽子上对妻子莲香说要认真带好他们的孩子，孝顺父母，“一定会有好报的”，还叮嘱妻子一定要将他火葬。
2003年4月16日下午5时许，聂清文所在的涟源市七一煤矿在井下水仓扩容掘进时发生突水事故，他和16个同伴井下被困。6天后，救护队员终于打通救援通道找到他们中的16个人，但人已经死了。在聂的遗体附近，救护队员还发现了一顶用粉笔写有遗言的安全帽。聂清文的弟弟聂斌文是惟一一个看到遗言的亲属。他说，当时有人不准他看，在他强烈要求下泪眼模糊地看了一下。时年38岁的聂清文是矿里的一名安监员。有一次他在井下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瓦斯突出便跑到作业面，把工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聂斌文说，有人证明，这次聂清文是救人死的，他是先到井下检查瓦斯，出来以后发现冒水，跑到里面去喊人困在里面死的。聂的家属正在奔波，请求政府批准聂清文为烈士。
“截止11月底，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883421起、死亡12089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100048起,下降10.2%；死亡人数减少3463人,下降2.9%。预计全年事故死亡人数可以控制在13.64万人，比去年减少3000人左右,下降2.15%。”2003年12月15日，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安全监管局局长王显政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披露上述数字。
2、“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种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无药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
－－2003年２月８日当天（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一天），这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根据广州移动的统计，仅８日一天，短信流量就达到了4000万条，９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短信的发送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而节后单位恢复正常上班，更加速了信息在各个群体间的传播。
从2月９日开始，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已现抢购端倪。10日，抢购风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药店都人潮涌动。平时一大包十元以下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三四十元，罗红霉素、抗病毒冲剂在短时间内即告脱销。普通的白醋，竟成了士多店最紧俏的商品，价格节节攀升，从10元至80元、100元，就在当日，有摄影记者拍到了那张“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照片。后来，这个怪病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SARS”－－人类必须面对的妖魔。
3、“我的刚儿……”“都怪我，不该让他出去上大学，如果他不读这么多书，不那么认死理，也许就不会死了……我看过他的尸体和尸检报告，他死得真惨啊……”
－－2003年6月5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和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三地同时审理，18名被告接受审判。孙志刚的父亲在记者对面坐下，刚说了一声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采访几度中断。上面断断续续的话就是孙父哽咽着说完的。
孙志刚死于非命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引发了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法学博士的思考，他们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对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4、“三岁幼女被活活饿死的谜底终于解开了，经记者多方查证，小思怡的母亲李桂芳不是失踪了，而是因在成都金堂县盗窃、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随后被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去了。而小思怡被独自锁在家中的时间不是一周而是长达半个多月－－李桂芳早在6月4日就把孩子独自锁在了家中，距离孩子的尸体被人发现足足有17天！”
－－公元2003年6月22日，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也是一位母亲，向全世界披露了一个重大的让所有活着的人都不能不落泪的新闻，成都一个吸毒女的三岁女儿活活饿死在自己家中，她的母亲被公安采取强制措施，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对亲生女儿的监护权，这个三岁女孩终于被活活饿死，惨不忍睹。
成都三岁幼女活活饿死在家中，谁之过？万恶的旧社会，没钱的人卖儿卖女，希望儿女有个活路。万幸的新社会，没有人卖儿卖女，儿女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活路。我想，我们眼前的这个社会应该是后一句这样的－－却不料还是有意外的不幸发生……
5、“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
－－2003年11月1日，孙大午被人民法院“判3年徒刑，缓刑4年”后，离开看守所，自由回家；10月28日，湖北网络作家杜导斌也像5月27日孙大午一样离开了家－－“被抓”，失去了自由。一抓，一放，都是为了言论与思想，尤其是孙大午一时间成为最广大纸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关注焦点。但是，在孙大午释放后会见记者时，他的家人千叮嘱万嘱咐“不要再说了”，但他还是坚持说了，“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说完这话，他选择站了起来，可以想象他不会再次倒下。
6、“我的人生追求并不是想成为一个思想家、学者或是文学家，并不要求自己能写出类似《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而是要做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
－－2003年10月30日，余杰在南京点名开骂“北大现在处于低谷，清华学生有知识、没文化，二月河教人做奴隶，王朔是小作家，不爱惜自己羽毛的魏明伦无心创作戏剧和杂文”。
骂只是余杰的一种语言风格表现形式，余杰提倡说真话，敢于说真话，其实是在映照当今中国只有赞美界，而没有批评界。批评界的缺席导致当今的社会、官场以及学术界，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说假话现象。很多人以至于跟风说假话，不说真话，怕说真话，恨说真话，坚决不说真话。2002年发生的山西繁峙矿难，当地领导人策划毁尸灭迹，隐情不报，伤天害理，并重金收买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舆论不监督”，最后“丑闻”掩盖不住而事发，真相大白，震惊全国。对于受贿的11名记者来说，他们为了不说真话，宁愿放弃自己的尊严与人格，把自己处于被金钱“豢养”的地位，当官的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天塌压大家，所谓记者坚守的良知和“为民请命”、“为民喉舌”的崇高职责，只是当作一种假象，或者作作样子而已。
余杰公开倡导说真话，不仅仅是针对那些掌握“喉舌权利”的记者，掌握话语权的作家、剧作家们，而且还包括社会大众。余杰经常在文章中举例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的人，他说让他心灵震动的是只是一个孩子说了真话，而那么多的成年人都“喜欢”在皇帝面前装聋作哑。余杰身体力行，对那些想成为思想和理论家的代表泼冷水：当众说假话，编假话，实在是误国误民；人人倡导说真话，实际上是每个公民的天赋权利，捍卫这一权利，与我们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人人放弃说真话，实际上就是放弃自己的信仰、意见或言论表达自由，又是对别人尊严的冒犯和对个人基本天性和基本权利的否定。
7、“我不后悔接这个电话。”
－－2003年2月25日零时22分，湖南电台经济频道夜间谈话节目“心灵之约”主持人罗刚接进了最后一个热线。一个自称是日本留学生的人以谈中日友好的名义打进了电话，却用蹩脚的普通话读了一封信：“我是一个日本人，从小在书本上，在爸爸妈妈嘴里我就知道，支那是一个很低劣的民族。等我到了长沙，我才发现支那人比我在祖国所知道的，在书本上所知道的，从爸爸妈妈先辈们嘴里知道的，比我想象的，更低劣，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支那人而不是中国人吗？因为你们不配，在我们眼中，只有唐朝人才能叫中国人，而你们只是支那人……”在节目进行当中，该电台领导曾经两次给罗刚打电话要求中断节目，但是罗刚依然给了这个“日本留学生”三分半钟。
已经被电台开除的罗钢事后说，假使重来一遍我依然会接这个电话。我会接，不是因为我伟大，我想牺牲，是因为我忍不住……这种有点冒险的电话可能就是在打擦边球，我每天都在打这样的擦边球，可以说，这是我的特色。我没有预料到的是，第一，大家仇日的心态要比我意料的大得多。第二，我没有想到当天我的节目会有这么多的听众，这件事情、当天的录音带会一传十，十传百。
开除前，罗刚还被要求写了检查，随后他和当天的节目导播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除。至今，罗刚仍然相信这是一个日本人做的。他说，在网上，80％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日本人干的，所以他就是日本人。这件事的真相就是，他就是日本人。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仍然会跟我的儿子说，你爸爸当年曾经接过一个日本人的电话，当天晚上所有的人就像演了一场戏，这场戏是如此真实。大家的情绪不是真实的吗，我的愤怒不是真实的吗，他的无耻不是真实的吗，他的言论在日本不存在吗？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说的，我想大家都不会相信，他印证了这样一种事实啊！
8、“日本买春客在我们国耻日里来寻欢，竟然受到我们酒店数百名小姐的招待，其恶劣程度实在令人发指！”2003年9月16日，河南省某医疗企业的老总赵广泉目击这起发生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的丑闻，感到非常愤怒。他介绍，当他来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参加一个医院改制及投资高峰会，于16日凌晨零点45分左右到达酒店报到时，看到大堂及电梯间里挤满了小姐，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一夜陆续进来的小姐有近500人，显然是来自娱乐场所的陪侍小姐。这些日本客在大厅里就与这些小姐搂搂抱抱，场面不堪入目。17日下午三点多，赵先生到酒店大堂订回程机票，看到很多日本人也在那里，他们正准备在大堂合影。赵先生通过他们的翻译与其中4个年轻人聊天，得知这个旅游团来自日本各地，共有380多人，全是男性。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只有16岁，有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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