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了望东方周刊》和《新京报》公然为胡锦涛庆贺新政一周年。《东方周刊》创刊号的封面以传统国画百骥图为背景，衬托着“新政壹周年”头条大标题。繁体的“壹”字放大，充斥画面的中央，“壹”字前边是胡锦涛十六大结来时微笑招手的照片。摆放在满是靓女俊男的书报摊上煞是惹眼。这两份新刊物都是九月进一步“治理全国党政报刊”之后，创办的党刊、党报的新子刊，党性之强跃然纸面。“新政”是胡锦涛上台之后，被香港海外传媒体和网上不断传扬和评论的一个词，现在正式被中共传媒接过去了。联想起三月人大换届之时，《南方周末》因发二十五版的“朱熔基”，《新闻周刊》发了“敢怒敢言的朱熔基”一文被整的情景，确实令人对中共气候的阴晴变幻感慨良多。
胡温三种前途，何去何从？
胡锦涛作为邓小平生前钦定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十六大能如期登台，在中共党内是费尽周折的。江泽民不仅把持着军权，依仗为邓小平一人设制的八二宪法，继续当军委主席，而且为了让常委选举中得票最少的曾庆红顺利接班，不惜把七人常委变成九人，把差额选举变成等额选举。胡锦涛和他的政治盟友温家宝在常委会中形单影只，有三种政治前途是明显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是忍气吞声，甘当儿皇帝。二是授人以柄，像胡赵一样被搞掉。这种风险随时存在，萨斯时期江系人马一直等着看笑话，但因胡温苦干实干，始终没有让对方找到机会。三是稳中求变，依靠人民稳步推行改革，巩固政权基础。这三种前途，目前都存在，胡到底要走向哪一条？并不明朗。
贾黄提议组国安会
十月底刚开过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胡锦涛到曼谷参加APEC蜂会，他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就任之后面对最大的困难是非典。实际胡温上任后取得最大的成功也是战胜非典表现出的关注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务实作风，这也使得他们取得了巩固刚刚到手的政权基础的自信。而他们不断面临的政治挑战，就是要分化瓦解应该攥在他们手中的政权基础。十一之后，两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黄菊联名向中央提出成立“国防安全委员会”，由曾庆红担任主任。在此之前，江泽民拒绝出席国庆招待会，形成新老夹攻的阵势。贾黄二人之所以提出曾庆红担任主任，而没有让军委主席江泽民兼，是因为军委主席一职，依照法律程序早晚得还给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而推出曾庆红则一山二虎，永霸山头。
何家栋阐释三个代表与三个为民
胡锦涛接到贾黄提案后，立即召回正参加“十加一”束盟首脑会谈的温家宝，温不得不提前结来日程回国。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胡温依靠萨斯期间撤销卫生部长张文康时取得的多数，否定了贾黄的提案，挫败了江系分权阴谋。取胜直接原因在于民意。
胡锦涛主政之后，令民众失望的有两次，一次是被舆论期望已久的他的第一个“七一讲话”，通篇只谈“三个代表”；二是三中全会，没有推出新改革方略，只是将经济改革已形成的事实固定下来。但是正是他在第一个“七一讲话”里，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八字方针。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句话，这三句话立刻被捧为“新三民主义”。
江泽民自二○○一年提出“三个代表”之后，在党内党外遭到众多批评和反对，海归派学者康晓光将它概括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者的联盟，已获知识界的部份认同。“三个代表”是精英联盟的要求和他们希望得到的利益。而精英联盟必然鼓吹集权政治，康晓光就提出“民主政治非今日中国所必需”的观点，而“三个代表”实践中正是为邓南巡后，膨胀权贵资本主义保驾护航。集权政治必然导致寡头主义，一少部份人富起来，大部份人穷下去，使社会鸿沟日益加深，“三个代表”由此挨骂。
胡的“八字方针”和“新三民主义”虽没有脱出党八股的外衣，但普遍受到好评，最近中共自由派代表人物何家栋先生撰文说：“三个为民或曰新民本主义的“三为主义”，就是要遏制极权主义、寡头主义的恶性发展，让“好的市场经济”造福于全民而不仅仅是一小部份权贵上层。三个为民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为“三个代表”保驾护航，而是为未来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校正和定准航向。”
何家栋先生进而指出：“三个为民的提出，已经使新世纪意识形态有了完整性，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跃然纸上－－一个中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两个基本点：秩序和自由。目标是建立市民社会（或公民杜会－－法制社会）。继续片面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造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就可能滑向拉美模式。”何家栋先生认为“三个代表”和“三个为民”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各有侧重又互相依存，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延伸，也不是“针尖对麦芒”。他不同意社会上的“反精英”倾向，他说，“五四时期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压倒了宪政主义和民主主义，使现代化走入歧途，就是前车之鉴……三个代表保护精英联盟的利益，遏制民粹主义泛滥。代表了一种新秩序的需要，但是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放任集权主义和寡头主义的发展，则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而需要以表达自由为先导的争取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抗争。”
孙大午案与沈大福案的异同
十一月初产生轰动效应的还有孙大午案的判决。孙大午以判三缓四的结果走出了牢房。这个案子让人联想到十年前沈大福的集资案。沈大福作为民营企业家，在一切手续俱全的情况下集资十亿元，朱熔基为整顿金融秩序的需要，抓了沈大福，中央内定要判沈死刑，但金融诈骗在当时法律上没有死罪，检查院和法院为完成中央指令，给明明是私人企业的沈大福定了贪污罪。沈的企业注册时为了名声好听，注册了“集体企业”，但实际资金是他一个人出的，律师辩护中提出的证据都不被采纳，正像沈大福自己说的：“共产党让我死，我就不能活。”今天的孙大午案，集资的形式相同，却有不同的结局，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孙大午不仅是造福一方的民营企业家，也是与众的自由民主人士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和联系的政治活动参与者，他的被捕不仅国外和香港各大媒体予以重点报导，国内媒体也有一百多家予以报导，正因此不仅副总理回良玉对孙大午案作了具体批示：“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注意政策。”而且总书记胡锦涛也做了批示：“经济问题不要政治化。”而胡锦涛的批示是真正触到民意脉搏。了望东方周刊创刊号的的报导也特别提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的看法：“孙大午被救的直接原因在于高层的干预，而根本原因在于民意。”
九月底到十月初，河北省司法厅有关领导到北京，和孙大午的主要辩护律师朱文虎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法院坚持有罪判决，但是答应缓刑，马上放人；律师坚持无罪辩护，但不再上诉。”这是中国司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以看作是人治向民意的让步，民意对人治的妥协。
从五月孙志刚案引发的收审制的废除，到十月三中全会决定将“人权”写入宪法，从胡锦涛提出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最新经济战略”都可以看出胡锦涛的“新政”着意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朱熔基国企改造全盘失败之后，东北成为罢工示威的重灾之地，如果不从弱势群体，下岗职工的根本利益去考虑经济战略，国企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但是中国还有一批弱势群体的命运就不如孙大午幸运了。这就是一批年轻的富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网路人士，小不绣钢老鼠大学生刘荻的案子已被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但不放人。而且不断有网路人以“危害国家罪”“颠覆政府罪”被重判，虽然国内外也都发动了对他们持续不断的声援，但丝毫打动不了中共的主政者。看来孙大午的案子得到解决，是因为孙大午是民营企业家，直接影响国外对华投资环境，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者则威胁中共专制体制的防线，还要严加打杀。
胡温控制舆论宁左勿右，自挖墙角
胡锦涛执政一年，还有重要一条就是舆论控制，宁左勿右，对自由民主思想的打压甚至超过文革，这使得他的新政出现十分矛盾的现象，甚至给人自削基础自挖墙角的感觉。
自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六月的通气会，到八月“不准提修宪、不准提政改、不准提六四”“三不准”的指令，对言论自由进行最无理的强制性打压，尤其对一批接一批网路人士的重判，给中国人权状况创下最恶劣的纪录。中国的自由民主人士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专制制度的抨击，二是对弱势群体的声援和呼吁，这直接推动中国法制的进步和社会的前进，试想若传媒没有对孙志刚、刘思怡的报导“收容遣送”的恶法如何能废除？
“新政”一年的中宣部，完全成了控制舆论的情治机构，组织一些离退休干部成立书报审读委员会，对传媒进行实时跟踪，不经法律程序，完全没有道理地到处查禁报刊图书，而且不像过去点名批判，而是让人“暗暗地死”弄得大批从业人员没有饭吃，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报纸如南方周末，动不动就大换血，换主管且看如今南周末的惨状，大批记者、编辑纷纷辞职，因为他们采访来的稿子都被新来的头头枪毙了。从中央宣传都到省地县的宣传部都变成思想恐怖和文化恐怖的杀手。
改革要获得推动力，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如今言论自由已成为中国民众的政治诉求，也是改革的突破口，真不理解提出新三民主义体察民情的胡锦涛先生单单在舆论管制上那么僵硬教条，容忍刘云山那样的丁家奴为所欲为。压制舆论就是压制民意，只能削弱改革的政治基础，自挖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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