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然天气有明显的四季交替，而政治气候的肃杀却始终如一，偶有“思想小阳春”和“新政暖风”，也大都是公共参与饥渴所导致的善意期待和媒体吹出的泡沫，每一次破灭都是对一厢情愿的嘲弄。
官方或许有表面变化，但即便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变化，也绝非来自官方的单方面开明，而主要来自于官民之间的博弈，来自政权所必须应对的国际压力。改革以来的事实证明：随着官方政策的收收放放、专政压制的手硬手软，民间自发的维权和议政的思潮也时涨时落。但是，一个可喜的巨大变化是：近年来的官民博弈，渐次呈现出的民权进而官权退的大趋势，觉醒了的民间意识、权益诉求和维权运动，再也不会因官方的打压而中止，民间的公共参与要求的日益高涨，已经到了见缝插针的饥渴程度，哪怕是艰难挣扎的行动、拐弯抹角的表达和高风险的付出，自由民主之火都不会熄灭，镇压力度稍一松弛，就会燃出一次次民间议政的小高潮。
首先，尽量寻求合法途径乃民间参与的首选，民间会抓住每一此合法表达的机会，只要有一点点合法性空间，就会有民间的表达和参与。
1, 农民、失业工人、拆迁户的维权，首选的渠道也是体制内的上访和向法院起诉，只有在体制内方式无法取得任何效果的情况下，他们才会采取群体性的示威请愿和个体性的极端行动（如自焚等）。换言之，那些选择极端方式的人，自焚的人或采取其它极端行为的人，大都是因为现行制度在人权保护上的根本缺陷造成的，他们在寻求了所有体制内的维权途径都无效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极端行为。
2,民间知识界善于利用体制本身的表面言词来扩张民间的话语空间，比如，私产权的宪法保护、伊拉克战争、十六大前后、抗SARS前后、官方修宪前后、中日关系的一系列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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