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贪官”， 我也没有“外逃”

广告市场部设１名经理，３名副经理，其他１０多名对内是业务员，待遇也是业务员，对外卡片上都叫经理，另外３０多名对内属于外勤人员，对外就叫业务员。广告市场部，编制５０多人，派上用场的，不过１名副经理和６名搞广告设计的，有些外勤人员、业务员和另２名副经理，长年不见人影，每个人都有后台关系，白白在我们这里挂著名领工资。经理是名老党员、老干部，人缘不错，不妨碍别人，对谁都蛮客气，成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就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又不懂业务。所以，这个广告市场部，业务上实际是我负责，副经理负责广告创作和设计，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艺术院校的毕业生。

我作为广告市场部的实际负责人，要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分配到广告市场部的奖金，如果按照５０多个人头按岗位标准分配，对真干活儿的人不公平，我也留不住能干的设计人员。我这里没有其他办法把事情做得公平，对得起干活儿的人，留住人才，又不得罪那么多有关系、有后台的人，我只能在广告回扣中做文章。１９９６年我接手之后，就在广告市场部建立了一个现金小金库，电视台、电台、报纸和广告经营单位给我们的现金回扣，不再入财务部的帐，就留在小金库的保险箱里，由我、经理和副经理三人共同负责，这事情经过厂长同意，我不参加分配。

５年之中，小金库共入帐大约２０多万元，由广告市场部的几名真正干活儿的每３个月分一次“业务奖”，不公开的。其他灵活开支也从小金库里走，如其中包括新产品开发部的一名技术员工伤，右手大拇指截除，按照企业规定的标准赔偿，只能给人家２万元，人家要上访告状，要８万元了事，厂长跟我商量，能否从小金库的结余中支出３万元来息事宁人，我和广告市场部的人商量，大家让我拿主意，我就同意支先付这３万元，另外３万元是从厂长负责的小金库里支出的，事情就这样了掉了。我管的这个小金库，没有一分钱私人任意挪用过。２００１年我离开的时候，小金库里有７万多元的结余。

上面说，我们企业在电视台、电台、报纸上刊登广告，通过广告经营单位做广告，能够拿到现金回扣，这其实只占我们广告业务的一个零头，每年８００多万的广告费支出，这种情况只占５０万。其余的，上级领导有指示，必须每年支付给省电视台、省报、广播电视报和有关系、有后台的广告经营单位，一分钱不能少给人家，当然也没有回扣，上级领导是否因此拿回扣，我没有证据，但肯定是拿的，怎么拿法我也不知道。这些上级领导的指示，分别是上级公司、局、省和市里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这样的人，别人我们厂长还不会买帐，能对别人不买帐，也只能是有更高的上级领导撑着才行。事情就是这样，否则企业就不能转，业务就无法进行，厂长也无法当。

上面讲的第二个问题，揭发出来就是贪污腐败的问题。这是整个共产党的问题，是整个改革体制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这不是哪一个企业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哪一级领导的问题。这两年闲着，思考了一下，也和人闲聊了不少，觉着这是市场经济与权力之间不相适应和不平衡的问题所造成的。如果市场经济这个方向不能向后退的话，那么领导的权力就必须改革，这不是形式上的改革，要有本质的改革和系统的改革。

我作为上述这种贪污腐败环节中的一分子，我既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我也是为了企业广大职工的温饱和福利，我身处这样的环境，我只想过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不要对不起别人。不光是我，厂长也是这样想的，刚才提到过的那名老党员也接受了这种事实。

２００１年，省里一个领导，打招呼要我们企业向一家广告经营单位增加业务，这家广告经营单位显然有省里领导作后台，这属于我们企业要巴结省领导的事情，是没有回扣可以拿的，因为有回扣也不归我们拿，而是被省领导那边拿去了。如果我们同意，那么我们今后小金库就不会有帐可入了，这意味着广告市场部无法运转，所以我坚决顶住，为不得罪省里的领导，厂长另外给了他面子，好像是替他指定的某个机关干部购买房子付了一笔钱，具体数字我不知道，这一笔钱，从我负责的小金库里拿走了２万元。

不久，因为企业经营状况下降，加上上面规定要裁员，正常的做法当然是把那些长年不露面挂名拿工资和福利的人裁撤掉，这也正好是一次机会让我们这样做又不得罪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局里的领导视察了我们企业，给我们下达了指示，广告经营部只能剩１１名，其他的全部要换岗或者下岗。下岗就是失业，换岗也不可能长年不露面还领工资和享受福利。我想把干活儿的全部留下，这样总共是７名额，其余的对我来说都可以裁。于是，招呼声、威胁声响成一片，有的人什么也不会做，连企业有那几个品牌都不知道，却天天开始上班来了。算了一下，连厂长都顶不住不敢得罪的，至少有１０多个。这个棘手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经过筛选、权衡，厂长也是咬了咬牙，我们选了４名，最后不是看谁有关系后台，因为用这个标准根本无法摆平，最后我们是以学历和业务经验为标准，留下另外４名，其余的给他们换岗的选择，不签约的，就算自动放弃，就下岗了。

我们的企业赢利不错，没有发不出工资或者克扣职工福利的事情，一般工人、干部下岗，待遇比别的企业好，福利补贴也不错，不满意的当然很多，但没有一个闹事或者上访的。可是，从广告经营部踢出去的，好多人是有关系后台不好弄的，结果是他们中间有人组织起来联名把我给告了，告的就是小金库和回扣的事情。

不多罗嗦，我很快就成了一名“贪官”遭到调查，厂长和那名决定自愿退休的老党员经理也受牵连，我们三人分别遭到审查。我和厂长都有思想准备，我们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背上黑锅只要不影响太大就算了。我们觉得能够顶住，事情过去了，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活人不会让尿憋死。可是我们的那位老党员经理想不通，他接受审查期间不承认错误，反过来把矛头指向了省里、市里、局里的主要领导干部，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位老党员同志１０年来把每一笔广告业务是哪一个领导打的招呼，本来按照正常经营策略那笔广告应该给谁，全一五一十地记载了下来，而且还按照市场的回扣比例，计算了打招呼的领导可能从中得到了多少好处。

就在这位耿直的老党员扬言要给中央写信，指出我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性问题，并要求中央派调查组到企业实际调查，还我们三人的清白不久，他在一起流氓抢劫案中遭人捅了３０多刀，死得很惨。公安局很快破了案，说是四川的一个民工干的，审判也很快，不久就对那个民工执行了死刑。

这个时候，我和厂长肯定位置不保是不用说了，全厂了解情况的人都同情我们，心里更为那个老党员的死存有怀疑，但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我们是“贪污腐败”。我和厂长私底下商量了一下达成了协议，只要厂长保住，我今后就有出路，两个人一起倒下，今后谁也没有出路。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顶下来，包括实际和我无关的厂长办公室的小金库的事情和所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全揽下了。到了年底，厂长可以保住，据了解我得去坐牢，因为受到得罪的省里的领导要出气，一打听，少说要１２年！我乘早躲了起来。

厂长帮我到处想办法说情，没有用，人家是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没有公安局的事，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人能帮我。检察院里的人能提供的帮助不过是起诉书上减少几条本来就不存在的罪状，却开口要１００万元。说贪污腐败，这才是真的贪污腐败呢！

我躲在广东时，厂长有一天派人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厂里发现我离开之前拿走了厂里７０多万的资金，去向不明。原来厂长做了手脚，他弄走了厂里的７０多万资金，把罪名算在了我的头上，其中３０万让人以我的名义送给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老党员经理的一个家属，３０万换成了美金和港币给我带来，另外给我办好了一本别人名字的护照，叫我立即出国。

事到这份上，厂长这么做再有不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我年纪这么大了，出什么国？３万多美金，出国让我怎么活？结果呢，我在广东想办法让别人用我的身份资料办了一本护照出了国，还收了一笔钱。检察院得到了“我”出国的消息之后，就把案子了结了，我就算是“畏罪潜逃”。涉及的经济数字不大，也没说要追捕我。于是，我就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养老了，但心里总是慌。

今年夏天，不知道哪里出的差错，江苏省公安厅不但知道了我没有出国，而且还把厂长逮捕了，他转移那７０万的事情被查了出来，据说他全部如实交代了，但对自己做的事情一点也不后悔。那个老党员的家属据说被逼退出了２０多万，其余的修了坟什么的，退不出，政府也没有办法。

厂长和我终于都没有能逃过这一劫。共产党很厉害，这一点我是真的不得不相信。他们现在到处在找我，我要是被抓到，外加那７０多万中我确实得了一大半，判刑入狱，这辈子能活着出来吗？但我相信，我这把年纪，不出国肯定是要逮到的。我不想坐冤枉牢，我出国也没有生路。我想过自杀，但我还没有决定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不明不白，也不能证明什么。

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贪官”是我和我厂长这个样子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中国民主正义党了解多少我们这些“贪官”的真实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贪官”能够得到多少你们的理解和同情，我更不知道你们能否结束中共这么强大的独裁政权，我也不知道中国民主了之后，我们这样的“贪官”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审判”，我唯一知道的是：如果我决定要死，我一定要死得值，死得有意义，死在被共产党政府投入监狱之前。

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一个“贪官”，我没有钱来为你们的奋斗提供帮助，我从内心里支持你们的奋斗，我至少可以代表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