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临沂血战日寇---张育明教授《血泪年华》选载

　　黄陀村小学当时有一百多位学生，都是男孩，共有六七个老师。老师教学严谨，学生学习认真。每个学生都有一张书桌，每日都有家庭作业。我回到家后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先爬在坑上写字读书，背诵课文。才好好地读了一年多的书，对一个孩童来说可谓刚入门，拉上正套。但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七月十七日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宣言，决心对日抗战到底，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就此开始。

　　我记得正当秋收季节，天气炎热，二伯父等青壮男性农民带着各自的棒子面、窝窝头、咸萝卜、大葱、饭袋和铁锹，奔赴保定以北的徐水漕河一带挖战壕、修工事。不几天，他们面色苍黄疲惫不堪地返回家园来说∶“那里的庄稼芝麻豆子都烂在地里，无人收割，东洋鬼子的炮火可着实厉害。”日本飞机连续轰炸保定城，不断有飞机低空飞到我村上空巡逻搜索，却未轰炸或扫射。就在中秋节前夕，中央军万福林五十三军从保定城经过我们家乡往南撤退，有十个八个的散兵游勇流落我村，住个三五天就离开不知去向，未见有抢百姓的。有一股大部队，就是吕正操一个团留落在我村东南任丘、河涧、安国一带驻扎下来，组织成八路军；之后成为聂荣臻华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流动于以冀中为主的华北各地，扩大军事武装力量，建立巩固中共自己的根据地为其主要目的。当时农村的学校都停学了。

　　因为白昼皇协军来，夜晚八路军来，黄陀村国民小学的老师外乡人都走了，只剩下本村王玉老师凑合维持着，日伪清苑县教育局发有维持会编印的小学课本，老师不愿教，学生也不念。当时的八路军只有扩军抗日、建立共产党政权的顺口溜和歌曲，并未编写课本可教可读，故此只有请私塾老先生教授孔孟的四书五经。所以我从十岁开始直到十二岁离开家，在私塾内又读了二年多，从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念起，直到大字、中庸、上论语、下论语、孟子、告子、幼学琼林，五言千家诗以及部份古文观止等。读过的书大多背诵如流。

人中雄狮大伯父　应召入伍步步升

　　我的大伯父张志纯，曾在我村四五里之遥的北石桥和小张村做长工十五年，为人憨厚，勤劳本份。在地主家的牲口棚里，借来地主家的百家姓、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在阴天下雨不能出工或夜晚劳动之余诵读。大伯父从不吸烟喝酒和赌博，挣来的工钱全部拿回来抚养弟弟妹妹们。

　　大概是在七七事变前四五年左右，冯玉祥将军到保定招兵。大伯父辞去长工只身到东关招兵站。因为大伯父身高一米八五，粗壮魁梧精神，颜面黑红，两只大眼炯炯发光，显示出憨厚朴实燕赵健儿义士的特色，站在人群中好象一头雄狮。当时冯玉祥将军正在招兵站，一眼看中，大步走向前把伯父拉出来，问他是否会拳术。大伯粗声粗气，用洪钟般的胸喉声回答说∶“我会！请老总点拨！”冯将军咧着大嘴笑着说∶“给我练一套大宏拳！”大伯父当场拉开架子，打起手势，脚下生风有根，拳出顺流有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练完一套，气不喘汗不出，旁若无事无人。冯将军拍着伯父的肩膀说∶“好小伙子，真是好样儿的！就留在我的武术营了！”

　　某次，第三军团长庞炳勋将军观看冯部武术营表演，当时大伯父已升任排长，被庞一眼看中，调往第三军团司令部警卫团，任第一营第一连手枪连长。庞总司令本人是河北省新河县人，其部师旅团长亦多为河北人，如沉克、马法五、刘世荣、李旭东、司元凯等，其次为山东人如李振清等。基层官兵基本上都是冀、鲁、豫子弟兵，少数为安徽、苏北人，都是冯玉祥将军亲手培养出来的西北军老根底儿。第三军团在抗日战争早期徐州战役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军，庞亲任军长；驻防豫北晋东南时，庞升任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十军、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和二十七军。

　　庞部无论在哪里驻防，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都非常亲密友好。就在毛泽东死后，我到河南林县参加食管癌防治工作，当地中共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提起抗日时期四十军久驻林县，都异口同声地说四十军和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好。官兵廉洁爱民、奉公守法，军人欺压老百姓的事可以说从没有发生过。当时林县一带的经济发展也欣欣向荣，公共卫生、扫盲、文化、教育、科技普及等也发展很快，迄今人民群众仍怀念不已。

敢死队誓死血拼　临沂保卫战惨烈

　　抗日战争初期，庞部第三军团编入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官辖区战斗序列，奉命死守临沂城。庞部只有五个团，实力远不如中央军一个军，竟然对抗日本皇军中最优秀、号称无敌的现代化板垣师团，并附有一个山炮团和一个骑兵旅的实力。日军以饿狼扑羊之势向庞部猛扑。庞军团长亲临火线，统率五个装备低劣的杂牌步兵团子弟兵据临沂城死守。日寇穷十余日夜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板垣征四郎统帅的兵力是一支数倍于庞部的现代化装备劲旅，竟然敌不过支那杂牌军。当时国际上下轰动传扬，彩声四起。板垣经受不住内外压力，乃亲自上阵拼命督战。

　　临沂守城战渐感不支，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战争进入最惨烈的紧要关头。有一天深夜，庞军团长忽然传令把大伯父叫到他的指挥所战壕内，厉声厉色地说∶“张志纯！我的特务团只剩下你这个警卫营手枪连了！这次抗日战场面对的是日本鬼子，不是过去内战面对的是自己同胞，作为军人为国捐躯死在抗日战场是无上光荣！我们第三军团眼看都打光了，我只有死在抗日战场一条路可走！还留下你这个血本手枪连何用！张志纯，我现在命令你率领手枪连和军部八大处官兵，包括全体炊事兵、通讯兵、勤务兵、医务兵，组成敢死队，总共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我委任你为火线敢死队中校队长，趁此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潜出城关，深入敌阵，和日寇短兵相接，只许成功不准失败！你不死在火线，胆敢活着回来见我，我要砍下你的脑袋示众！”大伯父立正答话∶“绝对服从总司令命令！率领敢死队冲杀敌阵！下定必死的决心！一定完成任务！”

　　大伯父召集了手枪连和全体敢死队员。那时还是早春天气，夜晚冷气袭人，大伯父当众脱了个光膀子，把眼一瞪，振臂登高一呼∶“有种的汉子们跟我来！”立即领兵冲入敌阵，个个拿着大片刀、手榴弹、短枪，使出全身解数在敌阵中反复冲杀。当时双方都打得精疲力尽，在黑暗中把日寇杀了个措手不及，板垣作梦也没想到这些天兵天将从何而降。手枪连就是司令部的警卫连，都是从全军团选拔出来智勇双全的英勇壮健、训练有素、浑身是胆的彪形大汉。十几天来他们眼看自己的弟兄们一个接一个地为国捐躯，人人义愤填膺，对日寇恨得咬牙切齿，个个是哀兵，都下定为抗日而死的决心。这一营敢死队对准日寇头颅，犹如杀猪宰羊切瓜剁菜一般，疲惫不堪昏昏沉沉的日军在刺刀见红短兵相接中被砍杀得措手不及，坦克大炮机枪都用不上了。敢死队员们的大砍刀都卷了刃，不够锋利的，就用手榴弹砸，人人的身上都沾满了日本人的鲜血，和自己的汗水混在一起直往脚下流。

　　如此砍杀大半夜，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大的抵抗。敢死队员们往返冲杀正在兴起，东方显出鱼肚白的微芒，忽然听到一声炮响，城门大开，一片喊杀之声从城内冲出来，和城外敌后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增援部队的杀声连在一起。敢死队员则以一当十，充当向导，庞张两军内外夹攻。临沂城内外庞张两军以疾风暴雨之势夹攻板垣师团，日寇不支，仓惶撤退。庞张两军合兵一处，穷追一昼夜，日寇无法立足，一退九十余里。

　　中共一九四九年夺取大陆政权建政之后，把国民革命军一律定为伪军；把一切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死于抗日火线上的国民革命军烈士家属，一律定为伪军反革命家属；把国民革命军抗日官兵定为反革命分子，把千百万在抗日战场上流血流汗死里逃生的民族精英大部镇压。抗日英雄们没有成为日寇的俘虏，倒成了中共的俘虏，甚至死在中共的刑场上（冯雪峰所编上饶集中营影片，其中国民政府枪杀骨瘦如柴的中共党员、血流成渠的镜头，显然是取自中共镇压枪杀所谓反革命分子的镜头，张冠李戴。很明显，当时国民政府如果真有如此枪杀中共党员的事，也不可能拍成电影镜头，而且当时的摄影技术并无如此之高，当可说明）。大多数国民革命军被俘后，都死于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中，或在劳改队内被斗死、害死或饿死。我父亲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四川大邑县唐场，在中共十八军妇校卫生处被害死；我大伯父于一九五七年在陕西被中共批斗，在绝望中跳进渭河惨遭溺死。

日寇侵华罪大恶极　农民避祸苟且求生

　　一九三七年中秋节前后，日寇十个八个骑兵每隔十天半月就来黄陀村一次，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出来，带着一小篮鸡蛋应付一下，转个圈儿看看也就走了，并无烧杀掳掠打骂农民的事情发生。日寇对待农民的政策可能是你只要不拿起武器来抗击他们，安分守已种田，作所谓的良民，种庄稼、串亲戚、婚姻嫁娶、庙会唱戏、杂耍等一类的日常人间活动，日寇是不过问的。但对那些曾枪杀过日本兵的村庄，日寇往往要进行全村搜索，甚至烧杀，以示报复和威胁。日寇对农村聚众赌博的无赖流氓、不务正业为害地方的恶棍二流窃贼，一旦查获证实，大多予以逮捕，送往门头沟或唐山去作苦役。

　　虽然在我们家乡没有发生烧杀掳掠之事，但这并不是说日寇侵略中国无罪，这种侵略本身就罪大恶极。几个日本兵进入村中，农民们恨不得一哄而起，乱棍把他们立刻当场打死。农民离开土地将无以为生，老老少少三四代人都住在村内，杀害几个日本兵以泄一时愤恨，求一时之痛快，事后农民一家老少逃往哪里？何以为生？空口说白话容易，站着说话也不腰痛，但脱离实际的官腔高调只能祸害百姓，何益之有？这大概就是世居村庄的中国农民，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惰性，无可奈何没有选择的习性，只能随着朝代转换做顺民。可悲可叹的中国人啊！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种被逼无奈的随大流瞎起哄，避祸求生，却象畜牲一样被驱赶的悲惨命运呢！

中共抗日是假　发展壮大是实

　　农民自卫团最后还遣渭恿寺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