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惋惜的杨仪和李严
上下关系,有一个信任问题。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说的是上之待下;下之事上,尤其需要“诚”。无论处顺境逆境,都要忠心耿耿,以一片赤诚对待工作。上级信任,愈感奋,益谨慎;上级对自己了解不够,使用不够满意,要任劳任怨。任劳容易任怨难,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而它更显得特别重要。水至清则无鱼,一时受到毁谤,在领导那里招致了误解,不要急于自明,可以让时间去说话,如果一时未能澄清不应该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无论古今,以下事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修养。“三国”时代的人物,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
蜀汉以一州之地抗衡大国,十分感到人才的困乏。但也有几个很有才干的人物未能很好发挥作用,甚至个人也未得到善终,令人感到十分惋惜。考其主观原因,皆为他们不能“诚”于事上所致。
《三国志·蜀书》卷之十所记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物,它包括刘备的养子刘封、白帝城与诸葛亮一起接受托孤的李严,涪城作过贡献但后来劝马超造反的彭__,还有大名鼎鼎的魏延以及魏延的死对头杨仪。应该说他们都是蜀汉的杰出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善终。
杨仪是出色的行政管理人才,刘备在世的时候就很欣赏他的才干,诸葛亮当政,他先后担任丞相参军、长史的角色,相当于负责军务的秘书长。《三国志》本传说他,“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积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办事十分干练敏捷,在军务方面很为诸葛亮所倚重。可是这位干才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其人自视过高,性格狷狭,不善于团结群众,和当时的首席武将魏延关系十分紧张,搞得两个人互不服气,势同水火,有时在会议上拔刀相向,真所谓“剑拔弩张”。诸葛亮在日,很珍惜他们的才
干,平衡他们的关系,使他们各尽所长,为国家服务,他们总算是相安无事。
诸葛亮一死,问题出来了:没有人能够驾驭他们和平衡他们。诸葛亮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令杨仪协同姜维统率大军撤退,除掉不服从调动跋扈难制的魏延,把朝政大权交给了蒋琬。靠了诸葛亮的“在天之灵”,蜀汉总算顺利地渡过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免于内战,保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而杨仪本人却夫去了心理平衡。他觉得自己的才干无人可比,又统军诛讨魏延,功勋至大,应该接替诸葛亮秉持国政,对于自己的安排十分不满,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不分场合,无所顾忌地大发牢骚。开始,蒋琬等牵就他的情绪,未予追究。后来,他竟然在费的面前说:“从前丞相逝世之际,本人受命统率全军,如果我带领投降魏国,难道能像今天这样寂寞吗?--真叫人后悔何及!”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竟叛国投敌!这够危险的了。因而蜀汉朝
廷将他撤职罢官,废为平民,流放到边远地区居住。谁知杨仪受到处分后并未悬崖勒马,他居然恶毒上书毁谤朝政,措词十分激切。因此朝廷下令将他逮捕,这次他绝望了,他以自杀了结了自己不平的一生。李严在刘璋时即为重臣,以才干著称。归顺刘备后也受到重用,担任犍为太守期间,讨平叛乱,安定地方,表现出出色的军事才干。刘备在白帝城病危,他受命为诸葛亮的副手辅佐刘禅,诸葛亮主持军政和出驻汉中,他则统军驻守东方,有时也留驻中央署理丞相府事。然其人过重个人职位名利,缺少忧国忧民之心。因为大局需要,调动他的军队和命他主持汉中军务时,他都乘机与朝廷讨价还价,要求给自己和儿子封官晋爵。诸葛亮出于大局考虑,对他一再牵就,但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仍然心怀不平。建兴九年,诸葛亮北伐连连得手,他在后方督办粮草,因为天气不好不能如期运赴。他不仅未能如实检讨报告,反而假传圣旨叫诸葛亮退军。诸葛亮退军后,他又表示惊诧,说军粮准备很充足,为什么要退军呢?在后主面前,他又说,这是佯退,为了诱敌制胜。诸葛亮回军知道实情后当然十分生气,把他前后手书言论本末报告了朝廷,他理屈辞穷,无言以对。于是经过众官公议,将他免官为民。一代干才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李严对诸葛给自己的处分倒也心服,被废后他一直还期待着诸葛亮对他的重新起用。三年之后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他感到再也没有人能为自己提供复出的机会了,不久也悒郁而死。李严的一生也着实使人叹息。如果他能在处理上下关系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建功立业不说,至少他的结局不致于如此令人惋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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