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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冰:胡锦涛称致命危机在党内

 2003-11-11 01:04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三中全会公报之外,幕后所发文件和常委的讲话,倒是提出许多严重问题,对党内发出不少警号,但都是十五届的老问题和老警号,而且对外保密。此举表明他们只是对内关照一下,并无解决问题之心。

三中全会的,“内外有别”

“内外有别”,对外讲官话,讲党八股,讲假话。凡是缺点、错误、问题、矛盾,只能在内部讲,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这是中共一贯原则。人们都说“胡温新政”,但在“内外有别”上,还没有看到“新政”。三中全会依然如此。

三中全会发给与会者每人五份学习文件,这五份文件已列为中央文件,随三中全会会议文件发至省部军一级党委,供学习之用:(一)胡锦涛《国家的危机在党内》的讲话;(二)胡锦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三)温家宝《开创全局协调、发展的新时期》的讲话;(四)曾庆红《切实加强整顿地方、基层、农村党组织建设》的讲话;(五)吴官正《旗帜鲜明、加大力度,打击党政部门、金融经济领域的腐败体系》的讲话。

胡:国家危机在党内

这五份文件都涉及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矛盾与问题,而以胡锦涛的讲话表达的最为集中。
胡锦涛的《国家危机在党内》,是九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胡指出:总结国际和我国的历史,国家危机总是产生在内部。今天,共产党在台上执政。如果说,某天国家发生政局危机,危机导火线就在党内。当前社会上最尖锐的矛盾、危机,责任在党内,最易爆发危机在党内,最大的问题、危机,也在党内。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承认严峻事实,不承认危机的态度,是反唯物主义的,不是对人民负责,不是执政党所当为。

干部的信念危机是致命伤

胡锦涛把当前危机归纳为六个方面,而且把共产黛干部的信念危机,列为最致命的危机。他说:一个执政党、党的干部,如果理想都破灭了,这个党就丧失了生命力,就失去了人民力量的基础,势必走向灭亡。

胡还列举了其他五个方面的危机,分别是:(一)党政部门和干部腐败、特权、滥权,使党和政府丧失了人民的支持,产生管治危机(编者按,实际是统治危机).(二)党的干部脱离人民,欺压人民,激化社会矛盾,人民起来反抗,产生社会危机;(三)贫富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各阶层矛盾升级.带来政局危机;(四)金融市场混乱而使不良资产和坏账积压,会因其他因素引发全局性金融危机(朱熔基、温家宝等多次警告:因为社会、政局或外部的突发因素,而引发货币挤提、股市崩溃,可能是最易爆发的危机);(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是三亿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抗争活动高涨带来的政局危机(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披露:八亿农民在名义上是解放了,事实上五十多年来,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仍处于最下层,部分农村已具备组织抗争的基础)

吴官正:人民对反腐工作信心低落

温家宝的讲话批评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

曾庆红在讲话中承认:相当部分党组织不但不能起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作用。而且已经沦为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

(据中央党校一份调研报告披露,他们分别到了五个省区、直辖市、十五个地级市及六十个基层、企业,五十个乡、村的党组织考察现状。按中组部和党章准则的要求,地方党委有八成不合格;基层、企业有九成以上不合格;乡、村有九成七不合格。)

吴官正在讲话中,讲到“腐败体系”,是一个新提法。他强调:严惩腐败、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的同时,要查证、摧毁腐败、黑暗活动的保护伞,公开公布贪官污吏的犯罪活动。他在报告中还提及监督机制,检察要和社会各界人民(包括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相结合。

吴官正坦承:人民群众对反腐工作的信心和支持力度处于低落,是极危险的讯号。

九大问题五大矛盾

各大组在全会上共提出了一百四十五个问题和建议。温家宝归纳为九大问题、五大矛盾。九大问题是:

一、新时期党员的价值观和信仰。
二、党的组织建设。
三、党内腐败还不能解决。
四、如何以法治国,树立宪法权威。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六、如何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七、如何健全市场经济。
八、如何加快规范社会经济、金融、商品市场秩序。
九、社会道德、风气严重恶化。

五大矛盾是:

一、党的组织素质建设、党员干部自身建设和时代发展、人民要求的矛盾。
二、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的矛盾。
三、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四、贫富悬殊扩大化形成新阶层和广大群众的矛盾。
五、地方党政和中央的矛盾。

(据温家宝披露:地方主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六千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五以上。另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份报告指称:地方主义和体制弊病,使国民经济损失高达一万五千亿元以上。)

对内关照,对外隐瞒

三中全会上揭出的问题和矛盾,会议文件所发出的多种警号,其实都是早就存在,并且在中共内部已经多次提出了。十五届中央的尉健行、朱熔基、李瑞环,在各种场合不知大声疾呼过多少次,连江泽民也毫不讳言党的危机,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只差“天天讲”了。但是光讲有什么用呢?

也不能说他们光动嘴,他们确实也动手。但只是扬汤止沸,而不去釜底抽薪,又怎能济事?他们都不是笨蛋,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制度问题,不是个人作风或品质问题,不从政治制度上改革,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腊”。他们甚至也公然说出这一点:是制度造成的。但是从来没有谁把政治改革提到中央议程上。为什么?改了政治制度,就要失去对权力的垄断,这是整个统治集团生命攸关的大问题,所以最大限度也就是说说而已。而且还只能关起门来在内部说,生怕老百姓听见。

光在内部说说,无非是劝告“同志们”小心点,别太过份了。这样才能永保太平,不致失去政权。

也正是这样因循拖延,当断不断,致使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了。然而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三中全会公报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还是只字不提,只在内部给自己人敲敲警钟,而对人民群众继续隐瞒,这算什么“新政”?

(2003年11月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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