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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春生:民族主义、现代化与潘岳的“环境文化”

 2003-11-09 08:1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以潘岳的身份,其文章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网络媒体的兴奋和网友的关注。在众多评价潘岳的文章之中,有不少人将潘岳的“环境文化”归入了民族主义的范畴。

“民族主义”在网络上可是个不大好听的词儿,屡屡遭到精英们的痛骂和“爱国人士”的唾弃。大人先生们苦口婆心的告戒我们这些愚民,中国是个要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绝对要排斥“民族主义”。不过,关于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讲清楚。

现代化是什么?精英们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有独特的文化“劣根性”的民族中,在长达6000年历史上,中国人是被“封建专制”的国家所统治着的。因此,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走向“专制”的反面,即所谓的“民主”。但是即使翻看小学的历史课本,我们也可以知道,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权管辖范围极小,国家对社会生活几乎起不到任何干预作用。清王朝的领土广达1200万平方公里,但统治这庞大领土的不过2万余官员。庚子赔款,清政府背负了2亿多白银的外债,可是“专制”的清王朝敢卖官鬻爵也不敢加收赋税。不是清代的皇帝多么道德高尚,国家力量达不到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封建王朝”如何“专制”得起来?既然无“专制”,民主对于中国人,又意味着哪一门子的“现代化”呢?

传统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化范畴,一种社会秩序。即使在西方,民族国家也是近代的产物。西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通过军事侵略掠夺中国,激起中国人的反抗,这种反抗,在思想和文化诉求上便表现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中国人让西方人打出来的。西方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既有精神道德方面,也有物质、制度等等方面。在精神方面,民族主义要求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要有认同和捍卫的精神;在物质、制度方面,民族主义要求国家从制度上能有最高的管理上的效率。一般而言,这种效率主要是指国防方面的效率。例如,在财政制度、税收制度上,必须尽量理性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用最快速度的集中国家的经济力量,以适应国防的需要。在教育制度上,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必须最大限度培养某个科学领域的专家,培养的目的,是直接为国家的国防服务。要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鲜明目的性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力量的扩张,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强大,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国家,导致政治的现代化。所谓的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国家能力扩张的过程。鸦片战争,堂堂大清王朝之所以败于英法联军,就在于国家力量的弱小,对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不足,因此无法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抵抗外来侵略。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导致了国家力量的扩张,而国家力量的扩张则导致了“现代化”。“现代化”与民主不具备必然联系,倒是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

说到这里,该讲讲潘岳的“环境文化”了。潘岳的环境文化,是以“民族复兴”为根本目的的,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在文化上,它强调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物质上,它强调“以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工业文明”;在制度上,它强调“法治”、“德治”,鼓励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其实质是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在潘岳的“环境文化”中,不难看出贯穿其中的“民族主义”红线。所谓的环境文化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变体。这这没有什么不对,“民族主义”对于“现代化”,对于今日的中国,是真正不可或缺的。公开的倡言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表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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