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方失误面面观

在战争过程中,清廷对敌情仍不注意侦察和研究,往往根据各省督抚大臣的片面奏报,作出错误的判断。1840年秋,英军因季节和疫病等原因返桌南下,清廷却认为“夷情恭顺”,赶紧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时过不久,英军就进犯珠江,只好被迫宣战。1841年夏,广州反攻未成,却轻信谎报,复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几,英军又陷厦门、定海。1842年夏,英军侵入长江下游,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军则随时注意对清军情况的侦察与研究,常能及时获得清军的情报,采取先发制人或防范措施。
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当局昏庸无能,平时既不讲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战守之策。国防布局,因循防内重于防外的旧章,沿海兵寡力弱,又无战略机动部队。往往抽兵数千,牵动数省;且千里赴援,远水近火。战火临头,既不知敌,又不知己,仓卒应战,自然无法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战争过程中,清廷先则轻敌如蚁,继则畏敌如虎;对于战守大计,只能笼统地提出什么“先威后德”、“大张挞伐,聚而歼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之类的陈词滥调,提不出任何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可是,军政大权却又高度集中,和战大事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前线作战,事无巨细,都决策于北京,而当时通信不便,上下情况隔膜,前方将帅无权根据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决策明显落后于形势,也不得不遵照执行。道光帝颟顸无能,主观随意,时而言战,时而乞和,时而增兵,时而裁撤,弄得下面无所适从,严重地束缚了前方将帅的手脚。加之清廷对全国的战事又缺乏统一及时的指挥,以致各战区常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使英军有机可乘。

清军将领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战术呆板,指挥笨拙,只知消极防御,不善于灵活击敌。英军虽有“船坚炮利”之长,但孤军远征,不耐久战,更不利于深入内河内陆。当时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曾提出过引敌深入内河内陆,伺机予以奇袭、火攻等战法。无奈前线大吏和将领多数只知株守炮垒,待敌进攻,不知巧布险势,出奇致胜;只会一线设防,不知纵深机动。英军沿海沿江登陆进攻,多是利用清军设防的弱点,以舰炮正面轰击,以登陆兵侧翼上陆,行包围攻击。清军前敌将领不知认真研究敌人的登陆战法,改进自己的抗登陆战术,以致屡蹈覆辙。倘能以炮垒为中坚,设奇兵于侧后,待敌迂回接近时,出其不意地伏击或反击之,则不难收破敌或挫敌之效。英军深入广州和浙江慈溪等地时,兵单势孤,清军有过不少歼敌良机,却非但未能乘机歼敌,反为英军所败。前线将领指挥如此笨拙,岂有不败之理?!

受清王朝腐败政治的影响,加上承平日久,清军不仅武器落后,而且军纪废弛。将弁多同文官一样,养尊处优,耽于安乐,不理营务。他们或坐吃空名,冒领军饷,或勾结烟贩,走私贩私。军中酗酒吸毒、聚赌挟妓者比比皆是。遇有军事行动,公开勒索地方,强拉夫役,苛征暴敛,甚至强取豪夺,杀害良民。加以清朝统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轻绿营,造成军内矛盾,而驻守各省的军队调往有事省区时,又出现“主军”(本地军队)与“客军”(外省军队)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发展成尖锐对立,遇战互不救援,见利竞相抢夺,彼此争功诿过,甚至自相厮杀。

此外,清军不但平时欺压人民,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依然与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地位。英军每入侵一个地方,当地的人民群众便纷纷起而自卫,打击敌人,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积极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统兵大员,除林则徐等极少数有识之士外,一般都仇视人民。他们动辄诬蔑沿海地区“到处汉奸充斥”,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滥杀无辜。由于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对于象臧纡青所建议的军民结合、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的“散战”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诸实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战,军队便借机向人民群众敲榨勒索。在浙东反攻作战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军队纪律如此败坏,不仅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其战斗力也势难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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