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网友说“环境文化”是个现代概念，将古代思想的一部分也称之为“环境文化”是否恰当。我认为，一个现代概念是否该引用古时的东西，古时的东西是否能成为现代概念的一个来源，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就拿中国人来说，常借古训来劝诫时人。强调传统，从传统中找依据，常常是我们面对问题时的一种解惑方式。
至于潘岳所引的那些传统的东西是不是属于“环境文化”这个现代概念里的内容。我觉得关键是看逻辑的基点是什么。这两者的基点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那么在现代社会用现代概念去重新梳理一下，以为今所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至于现代环境思想与古代自然意识的差异，我认为是主要在于，古代思想基本来自于一种先觉，即人作为自然之物的本身属性的一种表达。而现代思想则基本是后觉，即人在面对自己造成的问题时的一种反思和修正。
环境文化的生存基础，我以为就是人身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和谐幸福的本性。当然还要仰赖于一点集体主义精神。也许在时下的中国一提集体主义就遭反感。其实，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民主本身正是集体主义的体现。这一点在我生活的新加坡就比较有体会。有人批评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美国是用民主来胁迫民众，其实这种看法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看到民主的集体主义本质。只是这种集体主义是集体决定集体服从。而不是我一个人说你们大家服从。
至于有人提出用彻底理性来思考公共问题的可能，我以为即不可能，也不好玩。
环境一类公共问题，对象是人和人的各种行为，这些行为的后果不十分明确。而彻底理性的批判对象必须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彻底理性的追求，挪威神学教授英格·兰宁说过：“彻底理性化的世界观，在原则上将一切因素都置于人类的计划和控制之下，因而加强了社会是一所大监狱的感觉。”另外，巴塔耶则对越来越制约劳动和消费的经济和效率的指令进行了研究，认为彻底理性化的社会阻止非生产性的开支和大手大脚地浪费积累起来的财富，导致整个现代社会内部的自我摧残。多恐怖。
对于潘岳环境文化，我关心的实质是他吸收了哪些东西。
说句实话，我对他强调的那些传统的东西，是不太感冒的。那些东西都很好，但那是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的。正是这些东西，一直让我们很高贵，高贵到不知世界发生的变化，不知到豺狼已化身为人，在世界上四处掠夺；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沉睡千年，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只要用这些东西把中原搞定，天下就太平了。但孰不知，我们在把自己修炼成君子的时候，我们也把眼中的别人看成是君子，无形中放弃了一切警惕。我们写下了农夫与蛇、东郭先生的寓言，但最后整个中国却成了农夫和东郭。
用这些东西来要求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是否能得到我们所要的？如果不把文化问题放在国际战略层面去考量，再把这些东西放入今天的意识形态，或许我们会得到一个环境暂时干净的中国，但我们也可能得到一种自大、放松的明清社会。在虎狼环饲中再蹈覆辙。
当然，我也不是强调彼是狼，我们也做狼，我的意思是，我们总体上应当以一种英武气质来站立在世界上，并以这种气质去面对一切问题。
虽然潘岳也提到了国家安全问题，但我认为总体上还远不够，也许有人会辩解说他言不能及意。但我以为，他文中至少没有明确地向我们交待一个基本问题：国际政治环境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下中国的环境问题面临哪些阻碍？这些阻碍是否在实质上造成我们无法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当发达国家一边指责我们的环境问题，一边将问题产业向我们转移，同时他们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并拼命通过产业链来实质上恶性使用我们的资源时，我们的环境问题真的能靠我们高贵的传统文化来解决吗？潘岳批判了发展主义，但问题在于，发展主义是一种国际战略的被动选择，有主动的因素，但基点是被动的，我们要“迎头赶上”。中国不搞发展主义，我认为首先不会答应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那么多资本在这儿放着，你不搞发展主义，可能吗？
如果潘岳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或是站在联合国的立场上，我完全同意他的关于文化问题的看法，我甚至认为，在人类的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观是相当具有未来意义的，它为人类解决自身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通道。但如果放在一国一民的范围内，就可能有问题了。就像一支安宁剂，这只安宁剂刚好可以让大象安静，如果用到一只猴子身上，可能就会让猴子死亡。
有人说潘岳是民族主义者，或许吧，但民族主义的潘岳，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弄出个最不民族主义的文化。其中的原因何在，我搞不明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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