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华:孔夫子与孔老二

上小学时正赶上批林批孔的时代,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孔子不就是那个有点象孔已己的糟老头子孔老二吗?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却整天叫嚣“克己复礼”,象丧家之犬一样到处碰壁。文革时的精神灌输让我记住的就是要砸烂孔家店,那座又破又烂又还散发着毒气的破庙子。二十多年后,当我留学海外,从新审视祖国传统文化时,我才痛心地发现自己被骗了,被共产党的又一红朝谎言给骗了,而我更痛心的是,像我这样被骗的人至今还很多呢。

孔子何许人也?共产党掌权之前,他被人们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或“孔圣人”,影响了身后二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一半的日子里人们都在景仰地谈论着他的名字,作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一生勤于治学,自强不息,文绩卓著,德侔天地,光彩照人。在1993年由西方人出版的全球《100: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排名》一书中,孔子名列第五,可谓享誉全球,人人皆知,连1970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人汉内斯-阿尔文教授都认识到:“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样一个惊天动地,名冠古今,震撼全球的人物,却被自己不肖子孙称为“老二”,这不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能不是个别人破坏中华文化遗产的罪证。

那孔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共产党是怎样歪曲了他的思想呢?让我们先从夫子的个人经历说起。用夫子自己的话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用现代人的话说,孔子的一生是完美纯正人生的典范。作为人,他对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可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生而知之”的觉者外,在“学而时习之”的人中,他可谓人类文明的巅峰。95年加拿大一份报纸做了个快速测验,问谁最早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许多人回答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过:“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可是耶稣这话比孔子晚了五百年。

孔子身材魁梧,性格开朗,他不但要求学生“通习六艺,臻于三德”,自己本身就是楷模。他所说的 “六艺”包括:“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数(算数)”。“'三德”包括:“'智(学识),仁(爱心),勇(勇敢)”。孔子喜爱音乐,除丧事外,他“无一日不歌”,这与文革时那种手无缚鸡之力寡然无味的书呆子宣传可谓大相径庭。

说到为政做官,许多人认为孔子是那种百无一用的书生,只会纸上谈兵,他的主张听起来好听但不能起实际作用,就连当时齐国著名宰相晏婴都这样认为,其实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解。孔子五十多岁时出任中都宰,他上任后采取了六项措施拨乱反正,第一,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发展工商,安置游民乞丐。第三,以仁德教民,改良地方风化。第四,提倡节俭, 革除奢侈恶习。第五,制定养生送死规则。第六,设立乡校,少年一律入学读书。此六条使中都在短短一年之内焕然一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都发生了飞跃。后人有诗赞道:“ 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四方则焉。”

在外交上孔子更是才能卓著,著名的夹谷会盟就是个明证。当时齐强鲁弱,齐景公受黎□唆使,本想通过夹谷会盟迫使鲁国成为齐国的附属国,谁想孔子陪同鲁定公前行。会谈前孔子文备武防,会谈中更是胆识过人,他以“礼”为武器,不费一兵一卒,不花一文钱,竟让强大的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所有土地,真可谓旷世奇才!文革中批判孔子时,人们真的知道这些史料吗?

当时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掌管国家的公安和司法系统,上任不久就成绩卓著,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可这惊动了齐国人。齐景公再次听信黎□教唆,利用昏君的荒淫无度,用美人离间计迫使孔子挂冠而去,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艰难历程。由此可见,不是孔子没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伟略,只叹天公不作美,生不逢时,空有韬略,却无英雄用武之地矣!

作为教育家,孔子留给后人的更是无价之宝。孔子可谓历史上第一位人类灵魂工程师。早在等级森严的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做到了“有教无类”,只要愿意学,不论平贱贵富,谁来他都教。说到具体教育方法,比如说“启发式教学法”,许多人认为是苏格拉底首创,其实它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懂时的矛盾心理状态。“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同苏格拉底对话启发法相比较,苏格拉底法是以教师为中心,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而孔子的教学重点落在学生上,由学生自己去思考,老师只是在关键时刻点拨几下。用现代教育学的观点看,孔子的启发法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因而是更好的教学法。

孔子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谆谆教导,比如:“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做人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谦逊,要明白“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要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温故而知新”;办事要中庸,不可偏废;为人要讲信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要重德,“德不孤,必有邻”,观察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此等等。对不同年龄阶段,孔子教导人们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些格言至今仍指导着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探索。

再比如因才施教法,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的回答完全不一样,比如关于什么是仁,当樊迟问时,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当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而当颜渊问仁时,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更高标准来要求他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说到仁,我们就说到孔子最重要的思想:“仁政”了,有人称儒学为仁学,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那么什么是“仁”呢?《论语》中对“仁”有许多解释,有说“克己复礼为仁”,有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有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有说“爱人”就是“仁”,有说“忠恕”就是“仁”。仁的多种解释本身就说明,高深的道理在不同层次是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说法,在某一层次的解释就那一层而言就是正确的,我们不必尝试用一句人类简单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复杂的道理。儒家的仁政同道家向往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难怪有人说儒道本一家。如今全球提倡的和平自由博爱发展等观点,不都在孔子仁政的范畴之内吗?所以我们说现代人要从孔子那吸取智慧。

文革时共产党的喉舌们抓住“克己复礼为仁”一句不放,断章取义,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讨论,武断地说孔子要“复”的“礼”就是周礼,那个奴隶制的礼,那些毫无用处繁杂琐碎的礼节,这是恶意歪曲,四人帮更是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关于什么是礼,《论语》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但孔子并没有对礼下任何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他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正的礼乐,所以孔子倡导恢复的实质是先古时期人们崇高的道德水准。

孔子文革时受批判的另一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当时的中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以孔子主张首先要正名,其实这是非常正确的思想,用浅白的话说,就是人尽其职,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官的要像个公仆的样子,为民做主;当臣子的要忠于职守,完成好上级分配的任务;当父亲的要掌管好这个家庭,管教好孩子;当儿子的要孝顺父母,如此等等,这难道有错吗?恐怕就是那些不配做国君,不配做领导的人,他们才这么反对“名正言顺”。

自然辨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发生都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外界偶然因素只是表面的次要的,内因才是关键。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当初把孔夫子污蔑贬称为孔老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共产党要破坏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呢?或者换句话说,共产党的土壤里是什么因素使其不断出现文革那样的错误,六四那样的屠杀和当今法轮功那样的迫害呢?

共产党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就是崇尚暴力,鼓励打砸抢,这与孔子倡导的仁政不正好相反吗?孔子教人要“温文恭谦让”,这与文革的革命闯将,与共产党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不是截然相反吗?难怪共产党容不下孔子,只要孔子的思想在人们心目中存在一天,共产党的理论就难于实现一天,反过来说,共产党的理论就是这样与中国传统文化背道而驰,水火不相容,当我们在这一百年的泊来理论和几千年的亲身实践之间进行选择时,难道不应仔细思考,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吗?

愿孔子的灵魂在天上安息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作者作者:李文华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