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权力”与“资本”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属于政治范畴，一个属于经济范畴，因而各自有其职，各自有其道，所以，应该是各行其道、各司其职，若是这样，社会就会健康地、稳定地、理性地发展。
但是，很显然这是文人的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是书生坐在象牙塔里的想当然。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社会内总有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总有一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让“戴着红顶的权力者”与“有资本的商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畸变，让它们的“职”和“道”发生混乱，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国腐败现象之所以会发展、泛滥到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程度，就是“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畸变、混乱之结果。
这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和这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怎样让“权力”与“资本”发生畸变、混乱呢？大致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让“权力”与“资本”进行“乱交”，就是人们常说的进行“权钱交易”，从腐败的角度来说，“权力”是受贿方，“商人”是行贿方，还是各施其“职”，然而行的却违反党纪国法的“道”，因为是无法无天，我就称其为“乱交”；第二种是“红顶商人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权力资本化”，当官的嫌腐败的速度太慢，还要经过“商人”一方才能发家致富，就既当官又当商人，省去了“权钱交易”的中间环节，一般来说，这种“官商一体”发达的地方，其腐败发展、泛滥的程度总要比其它地方厉害得多；第三种是“商人红顶化”，即“资本权力化”，将“资本家”或“商人”直接请到权力机构中来，让他们担任具有实权的“副职”，这种形式正在“试点”（可不是“中央行为”），譬如吉林省、江苏省无锡市、湖北省武汉市，譬如最近被媒体大肆宣扬的、上海徐汇区政府的三位 “1美元政府官员” （一位是亿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一位担任软银中国创业投资公司副总裁，一位担任斯密卡投资咨询（上海）公司总裁）……
这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和这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究竟是想干什么？一句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拼命想“突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的关于“党政机关，包括各级党委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隶属这些机关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的明确规定。
不管这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和这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说得多么好听，“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乱交”、“红顶商人化”（“权力资本化”）和“商人红顶化”（“资本权力化”）上述“三种形式”的本质就是四个字：“官商不分”。
不管这股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和这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势力请了多大的理论家来“论证”所谓的“红顶商人化”（“权力资本化”）和“商人红顶化”（“资本权力化”）是多么地具有“前卫意义”，也不管有的人将试图“突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的这种做法的社会动机说得多么美好、善良，然而它已经出现的后果、正在出现的后果以及将会出现的后果必然是：“权力将会成有钱人的俱乐部”。于是，就会发生以下社会已经发生的现象：国有的、公有的财富迅速向有权人和有钱人方转移，腐败将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迅速蔓延、泛滥，社会财富分配将会更加严重不公，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最近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普通公民的“相对贫困化”、弱势群体的“绝对贫困化”，城市失业率递增、无地农民剧增，一大批“暴富群体”将会更多地涌现于社会之中，当中国社会加强了对腐败打击的力度之后迅速出现的资本外流、贪官外逃……总之，可以这么说，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发展，有相当多的是与“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畸变、混乱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我还可以这么说，当今中国社会存在最大不稳定因素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权力”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畸变、混乱。
反腐败怎样反起？我想，就得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乱交”反起，就得从“红顶商人化”（“权力资本化”）反起，就得从“商人红顶化”（“资本权力化”）反起，这三个方面反得好了，腐败也就会得到较好的治理了。
结束之际想提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是，“先进文化”是“三个代表”中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官商不分”的“红顶商人化”与“商人红顶化”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文化？难道它还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
第二问题是，现在，我们地方的“父母官”不是天天在那儿嚷着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吗？为什么在“官商不能结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不仅不能保持一致，反而总是处心积虑地想“突破”它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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