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凌晨1点多钟，上海警察开了4辆大型警用巴士，到前门外的万程、远大等旅馆抓捕因强制拆迁而到北京的上海上访者。沈永梅、萧又青、陈军等85名上访者，被警察从熟睡的被窝中抓走，他们被搜身，并收缴了大哥大电话后，押上每辆车至少由十几名警察看管的巴士。被捕者不服，质问抓捕的理由和法律时，他们遭到了警察的毒打和训斥。这85名上访民众，被近百名警察用4辆大型警用巴士，途径上千公里，一直押解到上海。
但是回到上海后，并没有获得释放，而是将他们分别关入上海蒙自路430号的原上海收容遣送站、上海青浦政法休养所等地。上海警方告诉这些被关押的民众，他们将在上述两个地点关押15天，期间要给他们办改造思想的"学习班"。
实际上，直到10月16日，被关押的85人中，只有部分人得到释放。关押中警察刑讯逼迫他们交代上访的策划人、向国际媒体联系和通报的人等，许多人在审讯中遭到威胁、毒打，唐少平更是遭到细麻绳捆绑等酷刑。但是从抓捕开始，上海民众就没有屈服于警察暴虐，而是不断以法、以理进行抗争。由于警察完全无视他们的抗争，坚持违法关押、违法审讯、办学习班"洗脑"，以及写出不再上访的"悔过书"等等，一些被关押的上访者被迫绝食抗争。被关押上访者的亲属们也汇集到上海政府和市委门前，打出横幅和呼喊口号，要求释放被违法关押的亲属，并且解决强制拆迁中对他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侵犯问题。上海警方虽然也抓捕了一部分抗议亲属，但是并没有能够震慑住各种援救和抗议。
从中国的人权变化角度来看，不论是中国警方对民众的镇压迫害，还是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对上访，都有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情况。上海警方在这次事件中，公开地、大规模地越界违法抓人，可以说在以往的人权侵犯中并不多见。上海警察这次到北京抓人，其规模、公开程度和手段的严重违法性，没有得到北京警方的配合默许绝无可能。而能够要求北京警方配合默许的指令，肯定来自中央有关最高决策层的机构或人物。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最高层对于人权是敢于公开的、大规模的、公然违法地侵犯。
其次就是人权上的严重倒退。因为抓捕大批没有任何罪错的公民办学习班，强制"洗脑"，是中国文革期间迫害民众人权的创举。不过时代毕竟不同了，今天的中国民众不再默默忍受，而是不断地寻求和开拓保护自己权益的途径和方法。上海被拆迁户则是维护权利就更为坚持，并有创意。遭受迫害后的一般性抗议，如拒绝非法审讯和肉刑逼供、绝食抵制迫害并有亲属内外配合，继续遵循行政途径上访申诉，这些近一些年来中国民众经常采用的方法，上海的被拆迁户也都有理有力有节地加以运用了。除此之外，关押中的被拆迁户正在筹办集体行政诉讼，已经寻找律师和筹措费用，要将违法抓捕关押他们的上海警方告上法庭。这是集体依靠法律、敦促法制以维护公民权利的发展，再有尽力运用国际媒体和争取人权组织的帮助，上海被拆迁户中许多人对此已经熟门熟路。
中国政府强制拆迁问题上凸显出来的人权变化，有必须高度警惕、防范的政府侵犯人权的新动向，也有中国民众争取人权的意识增强和方式方法的拓展，这可能是中国的人权体制发展建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矛盾。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处理这种矛盾的智慧、理智和成熟将决定中国建立人权文明的时间快慢和艰难程度。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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