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辞世，那时，杜修贤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组长，负责为毛泽东拍摄照片。
9月10日晚上11点多钟，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杜修贤，还在人民大会堂为布置悼念毛泽东吊唁活动的拍摄工作而忙碌。此刻，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到这里。想到明天还要拍摄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场景，他便准备在大厅的沙发里休息一会。朦胧间，耳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他睁眼一看，是汪东兴。当时，杜修贤身边没有带照相机，他便向其他同志借了一个照相机和3个胶卷，匆匆赶往汪东兴处。汪东兴问他：“你带了几个卷？”杜修贤回答说：“3个。”汪东兴说：“不够，多带一些胶卷。”杜修贤又去找别人借了几卷。随后，汪东兴对他说：“你和我一起去，坐我的车。”轿车快速地驶进中南海，但没有驶进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处院子里。下车后杜修贤才知道，这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里的另一处住宅，与游泳池相邻。
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除了沙发和茶几，没有别的。大约过了40分钟，杜修贤突然听见一声门响，随后几个人的脚步声传来。他看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华国锋一边走一边剔牙，看样子他们像是刚刚吃完饭。这时，他才意识到，此时已是9月11日凌晨了。姚文元走过来对他说：“老杜，我们打电话到处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他随即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就来。”杜修贤跟在这名工作人员后面，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这，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进去了。”杜修贤应了一声，便一个人往房间里走去。一进门，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看见，毛泽东安详地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周围一片宁静。杜修贤轻轻地调好焦距，小心翼翼，生怕“吵醒”毛泽东。他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照了一张半身的，又照了一张全身的。正照着，他听见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并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杜修贤放下照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正是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什么。随后，8人排成一排队，脸上很悲伤的神情，一个跟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来，他们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直到这时杜修贤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真是出人意料。看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手挽手站在毛泽东遗体前等待拍照，他又按动了几次快门。如果说杜修贤的责任是记录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刻的“窥见”却折磨着他。他想，叶剑英为什么没有来呢？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剑英副主席；如果说只是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医疗组成员……
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他，说姚文元来过几次电话找他。联想起汪东兴为此事亲自找他，以及江青“你怎么就带来了一个闪光灯，还是平版光”的责备，杜修贤意识到，这次合影，他们8个人是计划好了的。
带着面罩，最后一次为毛泽东拍照
9月17日下午，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杜修贤，告诉他汪东兴让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去，汪本人正在那里等他。此时，毛泽东的吊唁活动已经结束。杜修贤叫上身边的一位年轻摄影记者同他一起去。一进门，杜修贤看见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等都在里面。王洪文看见杜修贤进来，对他说：“毛主席的遗体要运走，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些照片，作为资料，以后用来对照毛泽东遗体变化。”王洪文还告诉杜修贤，那里面没有空气，你要戴上氧气罩进去。你戴上面罩练习一下，看行不行？杜修贤说：“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杜修贤拿起照像器材，戴好氧气罩，和一名女护士一起往里走。当时听见第一道门在身后关闭时，杜修贤身旁的那个女护士随即倒下，紧张得晕过去了。进去以后会是个什么情景，杜修贤也不知道，但他想，自己常为毛泽东拍照，虽然不能说是朝夕相处，也是耳熟面详。杜修贤在心里问自己，到底怕什么呢？事后想想，其实是对一个没有空气的房间的恐惧。
当推开第二道门时，杜修贤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此刻，毛泽东安详地躺在那里，像是睡得很沉。杜修贤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拍照了，泪水禁不住盈满眼眶。加上氧气罩的雾气，他的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杜修贤一只手拿起照相机，凭感觉把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快速地从不同角度多次按动了快门，另一只手则不停地拍打氧气瓶子。当杜修贤完成拍照任务走出第一道门时，华国锋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老杜，谢谢你。”王洪文说了一句：“真怕把你也干在里头了。”杜修贤想，王洪文说的这个“干”，可能是担心他因为缺氧会出现什么意外吧。
杜修贤为”安详“的毛泽东拍下的镜头，是他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摘自《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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