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杀人

有一种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理论，叫“杀反革命”。凡敌人皆该杀、可杀。革命是正义的，光明的，杀反革命也是合理的，正义的，光明的，即使把不该杀的人杀了，也不过犯了一点小错误，是可以原谅，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出于革命义愤，这是在中国盛行的一种逻辑。

但问题的可怕之处是什么呢？这敌人是你自己可以定的。谁是敌人啊？是有很大的弹性的。所以鲁迅就说了，中国人杀人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先宣布你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我要杀你，先把你开除“人籍”。你不是人，我杀了你就没关系了。本来杀了人总会有心理负担，现在杀的不是人，就心安理得了。所以总要宣布别人是“反革命”，好像革命一到，一切反革命者就得死。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它把“杀反革命”泛化为“杀非革命”，把人分为两类：“革命”与“非革命”，“非革命”也得死。这比前几种更不得了。其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呢？所有异己者都该死。因为别人革命不革命，是由自命的革命者自己定的，其实就是异己者都该死，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可怕的逻辑。而每一次“革命”都要成批成批的杀异己者。用革命的名义杀人是非常可怕的。大家不能理解红卫兵为什么杀人，其实这非常简单，因为红卫兵从小生下来就听一个故事：“农夫和毒蛇的故事”，就是时刻要记住何为自己的敌人，何为敌人的朋友，而敌人与敌人的朋友都是该杀的。从小灌输到十七八岁，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充满惩罚“敌人”的嗜血的渴望。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北大隔壁101中学的学生讨论：怎么“革命”法？要找敌人啊，敌人是谁呢？有个同学想起来了，学校有个体育教员，这个体育教员是个归国华侨，有海外关系，就可能是个特务。第二，他有男女关系问题，是个坏分子。这样一分析，这位体育教员就变成了“反革命”，而且是双料的，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年青人（还有些年长的老师）的“革命义愤”就这样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于是革命师生怀着革命的一腔豪情，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将这位体育教员抓起来，把他扔在学校的池塘里，然后全校的老师和同学就欢呼着看着这个老师在池塘里挣扎。这位被视为“敌人”的老师几次挣扎出池塘边，这些红卫兵就拿石头把他打下去。最后这个中学体育教员终于沉没了，在全校师生的欢呼声中死去了。这样的在“革命的狂欢节”里的惨死，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孩子（即使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今天）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手上有血，因为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杀“反革命”，而且是集体的杀戮，个人是从不负责任的（所谓“法不责众”）。

请看这些血的数字：在北京大兴县，宣布凡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都要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了九月一号，仅仅三天，这个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有三百二十五人，满门抄斩二十二户，年纪最大的是八十岁，最小的三十八天。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号，“中央文革小组”陈XX在唐山一次讲话时宣布，解放前我们党的冀东党组织可能是一个国共合作的党，可能是一个叛徒党。他这一句话就造成在全县范围内大抓“叛徒”，结果受到迫害的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二千九百五十五人死亡，七百六十三人致残。还有湖南道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号到十月十七号，历时六十六天大杀人，涉及十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一千五百九十个生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其中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被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迫自杀的三百二十六人。也在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达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被杀的是七千六百九十六人，被迫自杀一千三百九十七人，致残致伤二千一百四十六人。

而被杀的是什么人呢？都是被宣布为敌人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在死亡人数当中，“四类分子”三千五百七十六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四千零五十七人，占44.63％，被杀的未成年人八百二十六人。最大年龄七十八岁，最小的仅仅十天。这样耸人听闻的杀人，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六、七十年代，这确是使人震惊的。可怕的是这是在“杀反革命合理”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