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对蒋介石“放言极谏”的张治中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在其五十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杨者圣的《和平将军张治中》一书,依据大量史料,以流畅的笔触,再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张治中。

  张治中职掌侍一处,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他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他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这是张治中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做不到的。抗战期间,由于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特别是由于打通西南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之后,因缺少统一的运输管理及领导机关,各路“神仙”纷纷上路抢道,形成千军万马搞运输的局面,以至秩序混乱,问题百出,朝野颇多非议。为此,侍从室建议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运输统制局,总揽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宜。在当时“运输第一”的口号下,亦为了显示最高当局对交通运输管理的重视,蒋便在人事部门遴选运输统制局局长的签呈上,大笔一挥,写了“自兼”两个大字。

  蒋的批件退到侍一处,张治中皱眉头了。不错,抗战时期,东部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的国际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运输统制事宜究属局部,由最高统帅自兼局长,岂不是将领袖的作用,降到一个事务官的位置?再说,抗战期间,事关党国兴衰成败的要职,多乎哉!岂可都由最高统帅自兼?于是,张治中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截了当地建言:“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随后,张在蒋的批件上,老实不客气地签上自己的意见:“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张将这个签呈第二次送上,蒋批了一个更大的字“可”,表示采纳了。

  这样一件趣事,本不为局外人知晓。但是,自从运输统制局成立后,滇缅公路上的各种投机走私、违禁贩运的现象,不仅没有能“统制”起来,相反却是愈演愈烈,一片乌烟瘴气,以至于运输统制局被撤销,也未能有所改观,兼统制局长何应钦也被弄得大伤脑筋。有一次,何在总理纪念周做报告,大概也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便把这件旧事重新提了出来。何说:“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据张治中说,他听到何应钦公开这个故事,心里很高兴:“幸而蒋没有兼,否则将损伤最高统帅的威信。”并自负地认为:“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对最高统帅的一点负责精神。所引为遗憾的,就是拖累了何,然而他为蒋分劳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长责任之所在。”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以张治中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心腹。像张治中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然而,张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张治中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阿顺取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务,审时度势,顺其自然;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张治中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张治中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就使得蒋、张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增加精神负担。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张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从这方面来说,张治中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专家”。

  诸如,自川军七师长联名通电“驱王事件”发生后,王缵绪终被赶下四川省主席的宝座,率部出川抗战去了。川省主席之职,一时虚位以待,由此引起川军各派巨头觊觎。过去,蒋曾数次设计,企图利用川籍政客张群谋取川政,均被防守极严的川军挡在门外。这一次,蒋觉得机会不能再失去了,也就不惜降尊纡贵,决定亲兼省主席一职,并派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兼理省政府秘书长,先将省政把持起来。据考,以一国之尊,兼一省之长,是为开民国未有之先例。在此基础上,蒋筹划从人事、机构、舆论等方面,逐步加以调整,以为张群接掌省政的过渡。

  据此,当川军老资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派代表赴渝谒蒋,意在谋夺川省主席一职时,蒋不客气地嘱咐唐总司令的这位代表,四川省主席现由自己亲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这当然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挡箭牌,先将野心家挡在门外再说。但是,谁能说蒋委员长做得不对呢?侍六组组长唐纵为此大加赞扬,认为:“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觊觎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处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

  然而,这件事传到张治中的耳朵里,就没有这么好的口碑了。张对蒋的这一手段,大概还有点不甚了然;当张听说蒋要亲兼川省主席时,大不以为然,认为:由蒋自兼四川省主席,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因此,张治中明确主张蒋不宜亲兼川省主席。张为此多次向蒋进言,但均被蒋以“因为没有人”作盾牌,坚决地挡了回去。张明白蒋不肯放手后,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力谏了。不过,一旦遇到适宜的时候,张总是不忘敲敲边鼓,说说笑话,借以自嘲而已。在蒋亲兼川省主席期间,张曾两次侍蒋赴蓉办公。为此,张曾问陈布雷:“我们问问委员长,是用什么资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员长的资格,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主席的资格,则我们无随行之必要。”

  当然,这是臣下在背后对主上的一次幽默,委员长那边,谁敢去问?成都那边,也还得一而再地去;不过,张治中并没有放弃直言进谏的责任:“到成都,已经一次、二次,我们可不要再走第三次了;如果还要走第三次,我们就要‘同盟罢工’啦!”虽然是一次严肃的进谏,但看起来更像一句玩笑话。为了一句玩笑话,蒋当然不会责怪臣下。所幸,张的这次进言,居然灵验了,没有等到走第三次,蒋便已辞去川省主席的兼职。张治中很得意,以为这是他们共同反对蒋兼理省政的结果。事实上,蒋之辞去兼职,是认为他已完成布置,由张群接掌省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否则,四川省政不能到手,蒋会辞去兼职么?只是,在谈笑声中巧妙进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的进谏之道。

  在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面前,张治中能够放言极谏,不受猜忌,除了他的有见识、敢担当、把握准、方法巧等优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在不少国民党要人中,素有所谓“无私心,无野心”的好名声。对于来自臣下的各种意见,蒋在“圣裁”时,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尺度,这就是总要揣测一下对方的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暗售其奸?是忠心爱主,还是阿顺取容?是精诚所至,还是沽名钓誉?当然,蒋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是以他的主上之心,度臣下之腹。也许在臣下是出自愚忠,但在蒋的眼里却是卖主,到了这种时候,君臣之间的这一笔账,往往也就很难算得清爽。因为,在蒋看来,权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尤物,谁不喜欢呢?表白说不喜欢的人,正说明他心中有鬼,所以要欲盖弥彰。

  主上有了这个铁板钉钉的想法,臣下往往就很难进言了,如果有人建议蒋少兼职,少管事,多放权,蒋马上就会以为此人要与他争权了。这个人的不妙,也就可以想见。不过,蒋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他在听取臣下的意见之前,往往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这位“爱卿”的行止,考证一下此人的一贯表现。而这个“打听”与“考证”的过程,无非是从亲信心腹中了解。因此,在蒋手下说话办事,并且,要想把话说好,把事办好,这与蒋身边的亲信权臣对你作何评价,至关重要。张治中不但深知个中三昧;而且,他的长处也正在这里。以老子的处世哲学来解释,正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之溪。”大白话,就是“以柔克刚”。因此,像张治中这样精明练达的权臣,在充当蒋的近侍之臣以后,居然没有给蒋产生那种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的恐惧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张治中的一大看家本领,也不能不说张治中有着自成一家的侍蒋之道。

辣椒城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