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周恩来秘密会面之真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为求一致抗日、共御外敌,杨虎城及张学良发动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周、蒋之间是否曾经见面,一直众说纷纭,迷雾重重…

 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的问题,向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并没有多少收获。在过去,大陆学者依据周恩来当年的电报,断定蒋、周曾经会面,蒋且许下诺言,然而却说不清见面的具体时间;台湾学者过去则往往否认有见面的事实,当然更不承认蒋有任何许诺,可是却无法证明周恩来电报纯属虚构。所以会弄出这许多论来,关键在于事变后公布的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宋、周会面的情形,对蒋、周会见却未置一词。尽管蒋、宋事变后发表之文字,事实均为其幕僚手笔,但既以蒋、宋名义发表,又经蒋、宋亲阅亲改,一般人自然会以此为据。故这些文字给人印象很深。人们通常据此认为,周只见过宋美龄,并未见到蒋介石。再加上张学良事变后即被关押,失去自由,一九五六年底虽写有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之文字,对此也毫无记述,周恩来之电报遂成孤证。争论亦由是而生。

 正因为如此,蒋、周会面一事,遂成为人们格外关心的问题。张学良刚一恢复自~由,捷足先登的日本 (NHK)电台记者,就抓住这个问题对张学良穷追不舍。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张当即摆手表示不愿回答,说:“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但依张之性格,张又忍不住要说明:“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等到记者进一步追问:“您愿不愿意谈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张则再度摇头拒绝,称:“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而后,美国之音记者也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并特别询问:是否周、蒋及您三人的单独会面对结束事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张的回答再度表现得很犹豫,称:“此事现在我应该说不应该说,你教我想一想。”自然,他最后还是忍不住谈了几句,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张学良关于蒋、周会面欲言又止的态度,无疑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感。而张所谓不愿意伤害他人,说到底不过是因为蒋介石、宋美龄都早有公开文章摆在那里,只字不提蒋、周会面之事,张不能不顾及当事人不愿提及此事的态度。不过,不管张学良的证言在披露令人备感神秘的蒋、周会面内容方面能否满足多数人的好奇心,它毕竟证实了蒋、周会面的事实。这意味着周恩来的电报可信。

 说法各异迷雾未除

 细读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发现蒋、宋二人其实也并未直接否认周恩来有见到蒋介石之事实。有些学者对此力持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看来也是基于对蒋之崇信而发生的一种误判。所以有此说法,除张学良之言已证实此种判断不当外,具体讨论蒋、宋当年发表之文章,亦不难发现二人不过是有意避免提及此事,并存心在文字上预设迷宫而已。已知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开始谈判为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谈判达成一定妥协并经蒋基本认可后,才有周恩来见蒋之可能。而蒋、宋、宋二十五日下什即离开西安,故周见蒋只能是在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蒋离西安前之两天之间。

可是,蒋公布之〈西安半月记〉,这两天之记述十分简单,并无只字词组提到这方面的情况。倒是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隐约提到:二十四日,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在这里,宋隐约承认与周见面,却又强调因“委员长所不愿见”之故,如此文章自然难免会使人得出错误的印象。

 不过,纵使我们能够确定周~恩~来见蒋之事实,依据周、张二人的说法,却依旧无法充分得知周~恩~来见蒋时所谈之内容,甚至也难以确定二人见面之时间。这是因为,目前公开谈到周见蒋谈话内容的文字,只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蒋、张离开西安后周发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电报文字十分简略,它只谈到五项内容。一是谈“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说宋子文绝对负责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同时两宋均保证停战撤兵,担保蒋停止剿共,准备改编后统一指挥,发动抗日;二是谈他见蒋情形;三是谈蒋、宋、宋要今日走,杨虎城和他认为应有一政~治文件做保证,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飞洛阳;四是对形势估计,认为问题不大,宋子文很有诚意;五是强调仍应加强戒备,以防万一。在第二项谈他见蒋情形时只有简单几句话,即“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从上面的文字当中,我们显然无法判断周见蒋的时间,而仅依周个人之叙述,我们也难以周所述之三条,即为二人谈话之内容。毕竟张学良有所谓只是周向蒋问候,自承部下,二人“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的说法。

 蒋介石密档透露事实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台北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对外开放。其中披露西安事变期间各种档案资料甚多,尤以根据蒋日记类抄编写之《困勉记》(卷四十)对蒋事变期间目睹及经历之史实,记述较为客观。比照蒋之〈西安半月记〉,不难发现前者重在记述史实,而后者则侧重宣传,为求宣传之效果,其在内容上自不能不有相当之修改与删节。对此,虽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加以对照,但略做比
较,相信多数读者亦可发现《困勉记》中所述当更为真实。

 如十二月二十三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 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等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在这里,蒋只字未提这时已是重要谈判对象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而《困勉记》依据日记则并未回避本日中~共参加谈判之事实,及周恩来已提出见蒋之要求等情况。称:晨醒在床,语夫人曰“此事症结在共党,共党代表周~恩~来要求见余,余坚持之。今可令宋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付方针。惟余终不愿与相见。如彼此要见,夫人可代见之。”夫人起床,召宋子文告以公之意。宋子文乃出。晚,宋子文入见,谓“已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无甚难题,惟要求委员长与之一见已足。虽不谈话亦可。”公乃令于明日十时与夫人相见。

 比较以上两者,不难看出其间的不同。由《困勉记》二十三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可得两点重要收获:

 第一,二十三日宋子文、宋美龄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乃得蒋批准而后行之。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宋美龄之时间可确定为二十四日上什十时,原因是周此前提出见蒋,蒋未同意,但二十三日谈判后蒋已松口,同意先由宋美龄接见之。

 再如二十四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 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这里仍未见有任何提及中共及周恩来之处。而《困勉记》则明记
曰:上什,共党忽提七条件,并言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蒋先生在西安。公曰“是何与昨夜所谈者相反也?此必张学良故使共党作黑面,彼乃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乃嘱宋子文退回条件,并嘱转言“此条件不能视蒋先生也。”宋子文出,告张学良,张学良出而调解,未几,入见谓“已痛斥之矣。共党不再言条件,惟要求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公乃允之,嘱张学良曰“尔必同来。”晚十时许,周恩来见夫人已,夫人导入,公已睡起,而与之握手相见,曰“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乃辞出。

 两两比较,亦可看出其显著之差异。而由《困勉记》二十四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仍可得两点重要之收获:第一,周~恩~来第二次见宋美龄的时间可确定为二十四日晚十时前;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蒋的时间为二十四日晚十时后,且由宋美龄引见。惟因蒋已睡下,虽起而与周握手相见,但双方似未多谈周即知趣而退。

 两人谈了什么?

 又如二十五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璺ǖ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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