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过程中，谭嗣同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从菜市口边缘全身而退。
第一次机会来自于父亲。1898年9月5日，光绪帝授谭嗣同四品“军机章京”，当时其父谭继洵已升任湖北巡抚。对于谭嗣同的处境，一生为官的谭继洵自然洞若观火，他曾三次去信对谭嗣同晓以利害，命其退出变法，以避“杀身灭族”之祸。对父亲的规劝，谭嗣同毫不妥协。
第二次机会来自于梁启超。袁世凯告密后，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临朝“训政”，下令逮捕维新派。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这是最后的机会。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同时遇害的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并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平素喜欢结交豪侠，作风血性义气，但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绝非出于江湖之勇。如果说谭嗣同走上菜市口之前还有什么牵挂，那也就是后人们是否为他的鲜血所激励了。在刑部狱中他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听着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上气壮山河的遗言，围观的群众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传说宣武门箭楼下吊桥西侧原立石碣，上书“后悔迟”；而菜市口附近有一牌坊，上书“国泰民安”。从刑部大牢到菜市口的途中，谭嗣同应该都会看到，而“后悔迟”与他无关。
谭嗣同的生所与死处竟近在咫尺，想来1898年9月18日夜，谭嗣同独自到法华寺争取袁世凯支持，必定曾路过菜市口。现在沿菜市口大街右手往南，离菜市口几十步远的路边高坎儿上，有一簇绿油油的瓜架，瓜架后就是落寞的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莽苍苍斋”。没理由进去，那里现在是私人住宅。
菜市口路南的米市胡同中，南海会馆康有为故居还在，门面气派得很，想来当初广东既得风气之先，也已比较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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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解说满清权谋的影视、文艺作品有如过江之鲫，情节大都像一场以不同皇上为黑哨的比赛，一干人等谁能逃过菜市口并把对方送到菜市口，谁就是胜方。对某些人物的戏说大概可以不介意，但对菜市口却轻浮不得－－－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一腔热血就洒在那里，仅此一点菜市口就是沉重的。
1644年清顺治帝“定鼎燕京”，君临天下，菜市口随之成为京城法场。菜市口之所以有此“荣幸”，全拜其繁华所赐。早在唐代，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时称檀州街)就是幽州城的闹市，据考证金代将领兀术的宅邸也在这条街上。
清朝修建铁路之前，外省人士进京主要有两条路：京杭运河沿线诸省人士经运河，过通州进京；京汉路沿线、西部诸省人士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后者占外地进京人员的七八成。进了广安门，迎面就是菜市口，此地自然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很悠久，清朝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
菜市口太有名了，以至于有人说明代英烈于谦、袁崇焕的就义地点也在菜市口，事实上明代北京的法场是西四牌楼。南宋末代名相文天祥的就义地点叫柴市口，有专家说柴市口就是菜市口，只是后来音变；再则菜市口向南，曾经对着的胡同刚好叫丞相胡同，应是以文丞相得名。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也有专家考证元大都的柴市口是东城区的交道口；丞相胡同之说更有以讹传讹之嫌：在清末光绪时代的“详细帝京舆图”上，丞相胡同还叫绳匠胡同，后来才陆续改名叫神仙胡同、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
所以菜市口作为法场的历史还是从清朝算起较为确凿。
“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杨懋建《京尘杂录》)
“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蹶。……”(清末翰林院编修许承尧《过菜市口诗》)在不同的前人眼中，身兼法场与闹市二职的菜市口也有不同的风貌，这里曾有熏风，更有血雨。
今天和昨天
比起CBD、亚运村来，今天的菜市口已明显落寞，但也不乏升腾景象。十字街头车来车往，匆匆忙忙；密密麻麻的电线在天上纠缠不清。
十字街头的四个角，有两个角在忙着拆改建：西北角沿线正在拆除旧民房；西南角“菜市口移动通信枢纽楼”行将竣工，是一座银光闪闪的大厦。东南角的旧房形貌低矮，是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估计拆除是早晚的事儿；东北角以黄金首饰闻名的原菜市口百货已人去楼空，等待招租，楼顶“国际传媒大道”广告牌预言着宣武门外大街未来的辉煌。如今的菜市口不过是北京的一块普通工地，为了不落后于北京的崛起速度，忙得热火朝天依然嫌慢。
西北角的一个胡同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蹲在地上，用一把饭勺一样的小铲子疏通胡同里的地沟，他说自己77岁了，打小就住在菜市口，原来菜市口是丁字路口，南北向的宣武门外大街向南，截止于西侧的广安门内大街和东侧的骡马市大街。丁字路口向南原本是狭窄的菜市口胡同。近几年大街才向南一头扎下去，菜市口胡同改叫菜市口大街了，丁字路口也改成十字路口了。
菜市口早已物非人非，拿着清末的“详细帝京舆图”寻觅菜市口昔日模样，十足是在刻舟求剑。“刑人”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地点是肯定不会消失的。
原以为找到鹤年堂就算是找到法场了。鹤年堂药店太容易找了，十字街口向西十余米，夹在“小肥羊”和“李老爹香辣蟹”之间。
清朝时菜市口“刑人”就在鹤年堂门前。前一天晚上，刑部官员会通知鹤年堂掌柜准备酒菜；第二天，就着鹤年堂门前的骑楼搭好席棚，摆好案几，是为监斩台；犯人从刑部大牢押出，出宣武门，一路向南到菜市口，跪到鹤年堂门前。瞬间法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等着看杀人。当时菜市口丁字口的三条土路都很窄，能够看得清杀人场景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
眼前的鹤年堂是座二层小楼，灰砖灰瓦，飞檐斗拱，“鹤年堂”的招牌字体古拙雄浑，但铝合金的窗户怎么看怎么透着新鲜劲儿。店员说：“现在这个鹤(北京土音：豪)年堂原来叫西鹤年堂，是鹤年堂的分店。老鹤年堂拆了以后，西鹤年堂这才叫鹤年堂。老鹤年堂在骡马市大街铁门胡同西边一点，现在是菜市口百货。”
鹤年堂已不是原来的鹤年堂，法场当然不在这儿。
找到了铁门胡同。胡同里的老者验证道，老鹤年堂确实就在铁门胡同西边一点。法场确定无疑了，就在菜市口百货南门、临近铁门胡同的地面上。
“左侧横短垣，茅茨复离离。此为陈尸所，剥落墙无皮。右侧坚长秆，其下红淋漓。”现在这里只有红砖铺就的人行道，向南一点是骡马市大街辅路，看看铁门胡同，看看胡同口的吴裕泰茶庄，看看大街南面的米市胡同，《过菜市口诗》中描写的景象简直就像是海外传奇。古人尚且能为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建祠，菜市口法场是否应该树立一个六君子殉难纪念碑呢？
熏风不只是现在，即便回到作为法场的年代，菜市口也多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风貌被人提及。
除了前文提到的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当年菜市口附近的老字号，仅卖剪刀的就有“王麻子”、“老王麻子”、“真王麻子”、“老汪麻子”。另外还有以馓子麻花著名的南来顺饭庄；米市胡同里有最早的便宜坊烤鸭店；北半截胡同南口有鲁迅多次招待宾朋的广和居饭庄。
老作家许钦文1930年代的散文《菜市口》，菜市口仍是一派繁盛景象：“即使到了半夜过，南半截胡同里卖果儿冰糖和油硬面饽饽的叫声仍然不时可以听到”，“……中秋节的前几晚……卖水果和兔二爷的摊子是这样的多，从丞相胡同的口子一直摆到北半截胡同，简直不留一点空地。”
清朝曾在北京活动的人文、政治名流，与菜市口不沾边的恐怕没几个。
北半截胡同有谭嗣同故居，南半截胡同有鲁迅故居；米市胡同，李大钊、陈独秀曾创办《每周评论》，更有康有为故居。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刘光第、蔡元培；秋瑾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担任教习，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晨钟报》。名人们的故居紧密相邻，又都与菜市口近在咫尺。
他们断然不是冲着法场这个由头住到菜市口的，但他们中确实出了如此之多的愿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刑人于市”，并不妨碍“大隐隐于市”，菜市口不乏风雅。歌舞宴饮场所自不待言，原来菜市口的财神会馆、文昌会馆都以戏楼著名，湖广会馆也离菜市口不远，戏楼至今仍在使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虽然已出菜市口地界，但离菜市口并不远；而曾被鲁迅讥为“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的李渔也曾在菜市口附近居住；1899年秋，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鹤年堂药店发现甲骨文，无疑也是菜市口的一件文化盛事。
古老的四合院和街巷，让人难以割舍，而现在老字号只剩下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了；菜市口胡同没了，南半截胡同、米市胡同还在，尚有一些前朝遗韵。也确实，四合院居家拥挤，破败不堪。拆与不拆，心情矛盾。
现实的菜市口让人感怀的是沧桑巨变，文字中的菜市口才能使人感觉到鲜血从地下汩汩涌出，流进心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菜市口当作“无形文化遗产”看待也许更贴切些。
规则与潜规则
追思菜市口，是因为那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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