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处处被动?
面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搜集的数据,对中国教育的人权状况做出了强力批判,于是我们见到了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据理力争”,并再次指出中国的教育经费已经占GDP的3.41%,而不是托马舍夫斯基报告中所说的2%云云。看了这个消息,不禁哑然失笑。中国的外交部又开始在枯燥的数据中寻求解脱,我倒想知道:近几年来,中国有多少因贫困读不起九年“义务”教育的失学儿童?有多少大学生(或他们的亲人)在开学前自杀身亡?“教育改革”以来,国有公立的“重点学校”收取了多少赞助费择校费?还有多少在外打工的民工子女因承担不起这繁重的费用而无法入学?这些都该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从教育部到外交部,人们对这些数字只能是雾里看花,只知道有个3.41%,只是这GDP收入3.41%的投入都用到了哪里呢?一方面是北大清华动辄数十亿的投资不知用在了何处,另一方面是希望工程的孩子们在读书的贫困线上苦苦挣扎。此前国内舆论已经开始关注教育,但这些最基本的数据却始终被当局遮遮掩掩。教育是恩泽全民的事,而国内的“教育产业化”却使之成为一个暴利行业,人民苦不堪言。
昨天的焦点访谈中,一所学校居然只招收当地工商税务等特权阶层的子女,暗访的记者被告之,即使有钱他的子女也不一定就能进来。社会的分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教育部的大爷没有责任又何以服众?
问题是显而易见,但中国的事就是这么奇怪,只有引起国际关注,才可能反思检讨自己的行为,常常被国际舆论推着走。执政为民,在以前的相当长时间却成了执政为外国舆论。
说到这不禁想起不久前美国公布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报告的事,其中美国人想当然栽赃污蔑中国的文字当然我们不能接受,但是为什么是美国提起了这些我们中国政府早就刻意开始回避的“陈年旧事”呢?而只有这时,外交部才又开始新一轮的驳斥。事情在那明摆着,中国为了示好,主动卑躬屈膝地“忘却”一些往事,而美国人不会善罢甘休,是怎么回事我一定要出个我认为的报告,即使是造谣也要走好每一个程序。再联想到使馆被炸事件,政府又已经以“面向未来”为由主动忘掉了。
说这些不是说偏要揪住历史不放,而是在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时不应将刚刚过去的事情束之高阁,两条线各走各道,对历史问题正视并勇于表达并不见得就会影响你的“面向未来”。但我们并不习惯这么做,因为好象还有一点害怕,就是怕“人民”起来抗争。
我有时想,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很有艺术性,三权分立在一定程度上制蘅了彼此的权限,同时在外交上也可以占据先机。一个政策,总统同意未必就在国会通过,尤其在外交上,就可以在其中游刃有余,一方面可以表达善心,一方面却未必做出善行,而他国也只能表示理解,因为不是这个国家所有的政客都在拒绝。与之相比,我们高度的权力集中可以赢得我们最最喜欢的“稳定”,同时却造成了处理外交事务时的被动。西方那些国家和人民都知道,任何一项赞成或反对都是政府授意的,所以你外交传递出的声音只能是无条件支持或无条件反对,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对内也是一样,过于集权,使得政府和人民站在了两极,人民找不到归属,而一旦适当的表达个人观点就可能被认为是和政府作对,实际问题可能远远没有那么严重。
对内对外,中国就这样处处被动,内部比较平和,外部却常常挨打。也许,是到了该检讨我们内政外交的时候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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