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樟法:拿胡锦涛开涮如何?

老枭在生活中和创作上都有点老顽童的味道,喜欢调侃自己也调侃别人,嘲骂民众也嘲骂党和政府,既使是很严肃宏大的话题也喜欢嘻皮笑脸,至少带点冷笑味,为此难免常遭误解错读。如在最近《透开铁幕晤群星》一文我写道:

不少思想和影响远不如我的网民出了事,湖北杜导斌在赴京参加聚会临上车时被强行带回软禁了起来。不知为何,老枭比导斌(杜兄海涵啊)出道更早、骂党更狠、思想更激、影响更大,却依然平安逍遥,让我欣慰又生气,还有一种失落感:这不是太小看我了吗。

有心人应可感觉得出这段话在怒意中含了笑意和善意,主旨不在"争名"而是为导斌及其它蒙冤受屈的的网民和志士们开脱和致敬。导斌读后却友好而严肃地劝告我:"名声大小,不过一浮云耳,我辈为文,最贵者:真学问,最重者:有创造。枭兄久读古书,何不知文人相轻之说?枭兄喜欢比试名头大小,遇我便无所谓,倘换其他年轻气盛者,必不依您,盖此举最易引发毫无价值的口水战,而且是在同仁之间,在朋友中间"。

这真令我哭笑不得。导斌的直言与好意我无任感激,但想不到江湖大侠级人物,如此"不解风情"。这虽不影响友谊,总是一大遗憾。朋友志同道合而无趣,总不如同道又有趣的好。

江湖人物不解风情没关系,"布衣一怒,流血五步",影响有限得很;如果朝廷大臣、方面大员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起码的幽默感,开不起一点点玩笑,麻烦就大了,"天子之怒,伏尸千里",民众就会成为枯燥冷硬、相率为伪的僵尸木偶,政治就会成为冠冕堂皇、故作庄严的僵尸政治。

有人说中国人天生呆板迂腐,缺乏幽默细胞,所以幽默文学特别不发达,殊不知实乃中国自古以来缺乏幽默空间呀。专制政治,不论奴隶主、君主、军主还是党主专制,都是鄙恶、避忌、恐惧幽默的,因为幽默之风一行,伪道学伟光正的假面具就不易戴牢,政治就会失其庄严表象暴露内在丑陋,从而产生颠覆的危险(有学者将幽默分为软硬二种。深沉、尖锐、讽刺、具有相当社会政治批判锋芒和强烈进攻牲者为硬幽默;戏谑、调笑、俏皮、优雅、温柔敦厚、以讽喻世道人心为主或聊博一笑者为软幽默。严格地说,揶揄、嘲弄、讽刺不属于幽默,幽默多是软的,此处不作详细论证)。

比较而言,古代政界幽默空间虽然狭窄,毕竟还存在,李敖在《开玩笑的自由》一文中就列举了 秦始皇、楚庄王、宋徽宗、清高宗、五代唐庄宗、西太后的幽默或优容幽默的动人事迹。李敖提及中国传统中有一种优容艺人开玩笑的习惯,并在宋朝发展为一种制度。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谈到宋皇宫内有特许:"优伶人以时事入科诨,作为戏笑",艺人可以拿时事、权贵开玩笑,堂堂一国总理如秦桧和韩柁胄,也难幸免。

到了我党君临天下,对于幽默和玩笑的恐惧"于今为烈"起来,不论冷硬,只要涉及政治、时弊,涉及伟光正的党、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概严禁。相声小品等幽默讽刺艺术,忌讳重重,只能拿农民和下岗工人开涮。共党的官,上到主席总理总书记,下到乡镇小吏,无不成了特殊僵硬的材料做成的东西,听不得讽刺,开不起玩笑,没有灵性智慧,没有自由流动,思想僵化,心灵钙化、感情石化、形象脸谱化,岂但不配民主,古代君主、近代军阀也不如。

有西哲说过,衡量一国文化的优劣,最好的方法是看它的喜剧及俳调是否发达。老枭曰:衡量一国政治的好坏、领导的素质,不妨看看官场的幽默空间大不大、领导幽默细胞多不多,看它的幽默讽刺艺术是否繁荣,领导、领袖、时弊和政治可不可以成为讽刺嘲笑的对象。我多么羡慕西方国家的公民,可以随意拿总统、首相之类大人物作幽默、调侃乃至嘲笑、"恶攻"的对象。我曾对好友表明我的雄心壮志:如我有朝一日当了国家主席,首先要请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相声小品大师开个会,请他们拿我当靶子,向我猛烈开炮,把我打成中国第一可笑人物。

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艺作品可以拿领导领袖开涮,可以拿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开炮,而不至于犯有关部门之忌、犯有关人物之怒,不会受到追究带上"攻击领导"之类罪名,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有了幽政治一默的权力和开领导玩笑的自由,那才证明民主已经在中国实践了"三化"(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李敖语),证明中国人民获得了自由。

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还应是一种生活、工作态度和方式,民主不仅意味着新闻、出版、信仰、迁徙、结社等自由,还意味着人民还要拿政治人物开玩笑的自由。其它自由且先不说,胡哥您带个头让我开涮一番如何?

2003、9、4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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