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辉:中国特色的“权学交易”

如果说,“权钱交易”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有的一种常见的腐败现象,那么,“权学交易”则是当今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畸形体制下、出现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现象。“权学交易”,顾名思义,就是用权力购买学历和学位、而往往又是高学历和高学位的腐败行为。近几年来,“权学交易”大肆泛滥,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又一新的腐败毒瘤。

其实,中国党政官员追求高学历和高学位无可厚非。同毛泽东时代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外行领导内行”等愚昧、落后的现象相比,这是比较文明、进步的。尽管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学历完全等同于一个人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都是由一大批高学历和高学位的人士组成,则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很多党政官员追求高学历和高学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而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以便作为他们在官场继续晋升的垫脚石或筹码。

当然,获取高学历和高学位这些资本以增强自己在官场中的竞争能力,亦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公仆”们不是通过需要花费昂贵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的“寒窗苦读”、而是通过用人民赋予他们的公共权力,去直接购买一些文凭。有个在官员身边从事秘书工作的的苏苏,曾在《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22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领导的文凭从秘书手里来》的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腐败的“权学交易”现象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这样写道:“4年时间里,我给单位的3个领导写了数不清的作业和试卷,光论文就交了10多篇,拿了两个大学文凭、一个不知叫做什么研修班的结业证,还有两个领导干部培训班的结业证,以及业务上的几个培训项目的证书。”这种中国官场领导上学、秘书“捉刀”的特色现象,很多人已见怪不怪。

领导们不仅要役使秘书为自己读书、拿文凭“捉刀”,还要向“权学交易”的另一方--文凭的出售者高等院校和高等院校的导师们--行贿。而出于对利益的追逐,高校一方对政府高官就读硕士和博士一事尤其垂青,并对他们大开绿灯,比如:降低官员报考硕士和博士的入学门槛;他们被录取之后也基本上可以不来上课;导师根本不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核、考试;论文答辩中“一问三不知”的他们往往也能够被导师顺利带过,并最终拿到文凭。由于中国高校为官员提供了这样一个稳定的低成本、零风险的“文凭供应市场”,官员对高学历
和高学位的需求欲望更加强烈。近年来,那些手握大权的高官,平时“日理万机”,难得有闲暇看书学习,几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某某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就这样,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原则,在权力的冲击下已荡然无存。

中国的教育资源本来就极为稀缺。权贵们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占教育资源,一方面使那些真正“寒窗苦读”的诚实学子的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文凭的泡沫化也是教育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权力对教育的渗透和左右,作为传承文明、培养人才之地的神圣高校已腐败不堪。而与此相反,西方国家许多著名大学宁愿不要资助,也绝不降格以求。比如,1996年,牛津大学拒绝了沙特富翁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的要求。牛津的校监们认为:“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转引自余杰:《火与冰》198页。)

尽管有人指责牛津“保守”,但不管怎样,牛津面对送上门来的金钱而不动心的举止,令人肃然起敬。而中国高校正是抵挡不住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从而导致学术尊严的丧失、“权学交易”的泛滥。这一现象的对比,再一次表明中国其实离世界主流文明还很远。中国要真正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国家强大经济的模仿,还应该对别人先进的政治和精神文明保持仰慕和学习之心。否则,诸如“权学交易”之类的体制性弊病只能愈演愈烈。

(民主论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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