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悲哀,淹没了无奈和愤怒 ——二十三日遭国安绑架的记实和抗议

无奈

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让孩子把频道调到新闻。在连孩子都必须交5元钱才能进入的带空调的候车室里,已经只剩下5个人。我们父、子共2票。这样的选择没有遭到谁的反对。我闭目仰卧在长沙发上。电视里开始播发当日的“殃视”新闻,耳朵里却一条也没有听进去。从中午12点开始,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整整呆了7个小时。眼看马上就要上车,我却为上车后孩子没有座位操心。我是有意选择在孝感站买票上车的,没想到却买不到座位,父、子二人全是站票。站在车上如何可以度过一夜呢?以前乘列车,因是公费出差,全是买的硬卧。这次我们是自费旅行,头天晚上8时从孝感站出发,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到北京西站,只11个小时多,一觉醒来就到了,如果能买到座位,克服一下并不很难。我没乱花钱的习惯,更不想在孩子面前作大手大脚的示范,尽管钱带得非常充足,还是想在旅途开始时尽可能节约一点,把钱留给在北京多玩几天或多买点书等等。大约7时10分,我正在盘算着过了郑州后如找不到座位就设法补一张卧铺。一个熟悉的声音却在耳边响起来。我睁开眼,看见身前和后面站着我单位里的一、二把手,稍远几步,还有三个人。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国安的。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导斌,起来收拾一下,跟我们回去,住队的地方明天要开会。”

刹时,我已经明白了。

我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对孩子说:

“我们走吧,北京去不成了。”

孩子已经12岁了,非常聪明而且精明,是班长,是全优生,是常务第一名。孩子赢得了我几乎全部的爱,以往的假期里,我曾带他自费到过庐山等地旅行。这一次,离开学读六年级只有一周,我安排了和他一起到北京去看看他心目中的长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毫无来由地,他的北京之梦就被人摔到地下,破碎了。孩子好像明白了什么,可能什么也没有明白。他没有说多余的话--但24日他告诉了我,当时他就知道来人不是公安、就是国安,没有抗议,也没有吵闹,无声无息地跟在我后面,坐进了公安的车子里。

在回蒲阳的路上,我问孩子:

“有什么想法没有?”

孩子没有作声。来“接”我的公安的聂队长接过话头说:

“这次去不了,今后机会还多嘛。”

是的,今后机会肯定还多得很。只不过,孩子这一次的希望是破灭了,被一些披着执法机关外衣的人们极为无理地撕破了。

愤怒

谈话(实为审问)是在我们单位的会议室里进行的。

自称为聂队长的(国保大队?)用很温和的语气,边做记录、边提问道:“北京给你安排住处的是谁?”我在车中无意中说出了必须给北京打电话,告诉哥们不能去了,并且退掉为我预订的房间。没想到这信息马上被他当情报抓住了。

“本来告诉你们也没有什么,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我今天不能告诉您。朋友是好意的,主动为我安排住的地方,现在我告诉你们,他被你们缠住,心里烦不烦我?太不够意思了。我不能这样做。”我知道他们既然能够通过往来的电话侦知我去北京的消息,肯定已经“侦察”(实为非法窃听)到我朋友的电话和姓名。但窃听是他的“权力”,我如果讲出,却无异于出卖。

“你这次到北京去是干什么呢?”

“我去北京目的有三点,一是旅游,让孩子看看长城、故宫等,他一直想看看的。二是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三是会会朋友们,我有许多疑问想向一些教授先生们请教。”

“准备多长时间回来?”

“没有一定,但孩子9月1日上学,必须回来。到那里再看,朋友们热情、事情多一点,就多呆几天,也可能3、4天就回。”

……

谈话在一种我单方面很合作的气氛中进行一大约半个小时。念及去“接”我的他们都还没吃饭--虽然错不在我,但客观上却也可说是因为我,单位里的同事连带得休息日不得安宁--,我心里有些不安。我摧促他们赶紧吃饭。在谈话快结束时,他们却又一次提到了我的妻子,意思是要通知我的家属来将我领回去。我一直克制着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为什么要通知她来?实话说,你们上次搞到她单位里去,我就很有意见。你们有什么权利去找她?有什么道理去找她?你们还当着医院院长的面败坏我的名声。对她今后在医院里做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孟德斯鸠早在200年前就讲过,专制政府维持统治的办法是恐怖。我当然知道他们找我家属的用心所在。他们这是见影响不了我,便企图通过向她施加压力,来造成我家庭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增加,以她来拖住我,消耗我的精力,让我无暇它顾。这些小小的技俩能逃过我的眼睛?

为了打消他们的这个念头,避免今后这些麻烦一再被他们当法宝使用,我补充说:“我的事我负责。我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勇气的人,谁能影响我?你们以为我怕老婆吗?我像个随老婆意志左右的人吗?希望你们今后再也不要跑去找她了。”

谈话是以训话结束的。大概是公安,也许是市委安排,训话由我仍在领薪的单位的一把手进行。她是位女的。我们年龄相当,很久以前就在一起工作过,私人关系总的来说还不错。用她的话说,就是很欣赏我。我们是姐弟、朋友加同事。没想到她竟然比公安的还公安,严词训斥。末了,还要我与海外网站斩断一切关系;要我承诺,在10月1日之前,不得离开蒲阳。我知道,她不过是在转述上面的话而已,在这种场合,与她论理是没作用的。

24日是周日,清晨8点刚过,我通过电话与她讲清了当时强行忍辱负重而没有讲的话:“他们这是在违法,在公然干涉我的旅行自由。我犯了什么错?要这么声势浩大地去把我给押解回来?我只是去旅游,一不是上告,二不是去参加集会,三也不是法轮功(即使是上访集会又怎么不可以?法轮功有什么大不了的罪恶?),我与您和市委市政府都没有过结,到底害怕我什么?凭什么拦住不让我去北京?凭什么剥夺我的行动自由?”

悲哀

我知道,我的抗议无论在当场、还是在后来、或者在车站,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必得回来,也必不能随便出去。他们人多势众,掌握着暴力机器。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宪法权利不宪法权利。宪法在他们眼中不值个屁。我为这样的宪法而悲哀,也为这样的国家而悲哀,更为我自己和孩子而悲哀。这悲哀从脚底窜升上来,覆盖了所有的无奈和愤怒。

◆他们是如何得知我的北京之行的呢?正是考虑到他们会无理阻拦,我没有请假,也没有与第四者事先讲过要出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住队实行的是目标管理制,每年只需要为所住的村子做一件实事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平时下去太多,下面反而不好招呼,是增添负担。开始住队的这么些天来,我事实上一直在家读书、写作。我这位副组长主动与小康工作队的队长和组长联系过,得到的回答是在家等下去的通知。可以预料,近期并没有十分紧迫的工作任务需要我为每月120美元而不停地努力。如果不是被他们盯死了,我出去10天、半月的,根本不会有人追查。即使追查也不会一下子准确无误地追到孝感火车站。因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我的往来电话被人窃听了。一个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利就这样遭到粗暴的侵犯。

◆我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只是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指责并命令我不得继续,是对这一宪法权利的干涉和剥夺。谁曾被赋予违反宪法规定行事的权利?

◆我的旅行自由为什么遭到强行中止?我在旅途中被押解回家的经过情形与绑架何异?

◆我的公权并未被任何公正的审判所剥夺,行动自由为什么要遭到限制?这与软禁有什么区别?我一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到处走走,散散心,会会朋友,对现政权真的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以这样的方式显示专制机器的强有力,到底说明了国家政权的强大、还是做贼心虚?

◆我的孩子何其无辜?他小小的年龄,却已经尝到了专制横行的苦果。他的梦想为什么如此容易破灭?他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如何可以重建?这些问题齐集上来,缠绕成一个圆圈状的悲哀。这悲哀使得我失去了一一自寻答案的欲望。

(民主论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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