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我的抗日从军行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动人心弦的一幕。当时我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二零一师，其后奉调到缅甸战场，及胜利归来，匆匆过了五十八年，竟因种种原因，未曾把当时的点滴记下，而今垂垂老矣。日月迁逝，我从军的经历，恐将随我生命的消逝而隐没，则对我此生不免有辜负之感。于是拨冗抽暇，把当时所见所闻，尽所未曾遗忘者记下，虽一点一滴之微，却寓有我民族艰苦奋斗以雪百年国耻的痕迹。我能参加青年军，实觉无负此生，足以自壮。

二零零二年七月七日记于美国加州

一、从军行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我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中国经过七年艰苦的奋战，正部署大反攻。日本敌军则作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击。他集中最大的兵力，攻陷长沙，夺取我国西南的重镇，作为西进的屏障。然后，调集精锐部队，取道广西，经贵州，企图攻陷我国战时首都重庆。这是中日大战后期最重要的时刻。中国国民政府为了改变世俗轻视当兵的观念，激励国人勇于救亡图存的精神，于是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我当时就读于重庆国立政治大学三年级。政治大学在重庆对岸南温泉市附近的小温泉，小温泉傍着一道美丽的花溪，花溪之旁有一条充满古意的石板小路，步行约一小时就到南温泉。花溪之美，我觉得比名扬国际的英国剑桥的剑河更胜。因为剑河虽然清雅，但不脱西方现代的景色，缺乏幽深古雅的气质。而花溪之美，却带有东方深遂的诗境──一条曲径通幽的石板古道，道边傍着斑驳的山崖，崖壁攀满老藤，从崖上挂下一条清瘦的小瀑布，水花烟雨迷朦。寒冬时，瀑布特别瘦长婀娜，宛似神女垂下一条腰带。石板路要绕过瀑布下面的小水潭，然后宛延前行，路另一边是清溪水，溪岸杨柳成行，柳条拂水，摇曳依依，柳树之间种植桃树，春来时，桃花开放，别有一番迷人的春意。

　　政治大学就建在花溪旁的一幅小平原上，背后是苍苍的小松岗。

　　政治大学采用军事管理，学生依照军队的编制，全校是一大队，下分多个中队和小队。我被编在第八中队。每队有教官和训导员。教官负责处理学生的起居生活，训导员负责处理学习生活，生活很有规律，每早六时听号角起床，盥洗后参加升旗礼、早操，然后再听号角入饭堂早餐。早餐后上课。午餐、晚餐都听号角声入膳堂。晚上在自修室做功课，每一自修室有一盏光亮的煤气灯，但十时半便熄灯。自修室熄灯后，各人返宿舍，宿舍就建筑在小山的山腰。宿舍内排满双层床。一间宿舍可容数十人。当时各省同学混住在一起，所以每晚十时半以后，宿舍最为热闹，南腔北调，争争吵吵，十分有趣。十一时半，熄灯号响，各人就寝。然后鸦雀无声，只闻鼾音了。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酝酿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但正式发动则在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十月，当时传闻中央大学和朝阳法学院已有人参军。政治大学欲领导潮流，训导处乃鼓励学生从军，由训导员召集小组开讨论会，意欲找出一些能率先从军的同学作表率，以造成风气。我们第八中队第一次小组讨论会时，训导先生希望一位姓谢的同学能带动同学们从军，因为谢君的学业成绩最好，最为同学们所敬重。但谢君本人的从军心意未定，热情不足，不能打动人心，所以这次会议，情绪并不热烈。但由这次会议，唤起了同学们对从军问题的关注。过了几天，情绪渐渐热烈。有几处学生壁报板上张贴了几份当时《大公报》的社论，题目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文章非常动人。有人用红墨水浓浓地把标题划出来。又有人在这篇社论旁贴出几篇报导抗战事迹的短文，短文也很动人，与社论相配合。我记得第一篇是描写“淞沪会战”的激烈战况：当芦沟桥战事爆发后，日军就近夺取了北平、天津，扬言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警告世界各国勿干预。同时结集精锐部队二十万于八月十三日（夺天津后十二日）配合海、空军从黄浦江突袭上海。日寇认为夺取上海后，即可轻易攻破南京，南京一破，中国必投降。中国国民政府为了打破日军的狂言，决定在上海力战三个月。乃调集三十万战士，力保上海，于是爆发惊动全球的“淞沪会战”。虽然日军的军事装备远胜于我国，但我国战士浴血奋战，足在上海坚守了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当时战况的激烈情形，日本国内报章用“血肉磨坊”四个字来形容。英国的军事司令在上海租界观战说，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到了十一月下旬，淞沪战役已进行了三个月，日军扬言已完全夺取上海。不料中国的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日军用飞机低飞扫射，欲击堕中国国旗，八百壮士以血肉之躯冒死维护国旗于不堕。他们英勇壮烈的牺牲行为，各国报章争相报导，引起全球惊叹。

　　第二篇是报导“徐州会战”前夕的战况。徐州北面滕县的守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率领全师官兵死守滕县以阻挠日军前进，使徐州有时间部署军事，当时战争极惨烈，至一二二师全体官兵壮烈殉国，结果，徐州的军事部署得以完成，换来抗战史上中国在台儿庄大捷的辉煌战迹。

　　第三篇报导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双十节”，英美两国正式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作为对中国“双十国庆”贺礼的经过。这篇文章指出自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之后，中、英、美成为抗日的盟国。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调一部分兵力入侵太平洋，转瞬间即击溃英、美在太平洋的势力。英、美两国然后知中国抗战所面对的艰难和获得优良战果之不易。当时英、美两国在太平洋的战事节节失利，士气低沉，赖中国战场上有长沙第三次大捷，歼灭日军数万。（日军攻长沙，曾经三次大败，第四次方突破长沙防线）。然后英、美两国的士气重振。乃决定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双十国庆”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以作为对中国“双十国庆”的贺礼。消息传来，中国举国欢腾，认为中国能废除百年不平等条约，湔雪国耻，乃由战士们的壮烈牺牲所获取，战士们真是虽死犹生。

　　这三篇报导，配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社论，使读报的人热血沸腾，不少同学为之激昂流涕。这时学生会在大操场上设了一个摊位，墙上用大字标出“知识青年从军处”，在摊位桌上铺着一张大白纸，让志愿从军同学自动签名。摊位旁置一面大鼓和扩声器，扩声器不停地播放抗战歌曲。当有同学签名从军时，歌声暂时停止，而鼓声则大作，扩声器反复宣布“某某系某年级某某某签名从军”。于是从军问题成为全校师生讨论的中心。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无论赞成或不赞成，心里总是沉重的。

　　忽然间，宣传从军的标语到处出现，有些标语很能打动人心。我还记得的如：“你平时常说爱国，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了。”

　　“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判断，”

　　“这是勇敢与懦弱的分水岭。”

　　有一张画着一小孩问爸爸说：“爸爸，你在当年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

　　也有些讽刺反对从军同学的宣传画，如画一只又肥又大的臭虫躲在被褥下，画上题字是：“臭虫最会躲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我觉得这类讽刺画不好，只能引起不从军同学的反感。

　　从军的声浪沸沸扬扬，没有人能再安心读书了。教授们也无心授课，全校好像停了课。

　　夜是最逗人思量的时光。我记得我签名从军的前夕，心情非常复杂，从军呢？不从军呢？在心底翻腾了几十回。这一天，天气似乎特别阴沉。平日黄昏时，同学多在自修室各自读书，今天自修室冷清清。我也提早上山返宿舍。我一面深思，一面拾级上山。我觉得我应该从军，如果这次躲避不从军，平日的言论全成自欺欺人的谎言。往日的豪情，只是可耻的装饰。但是如果我从军不幸而战死，对父母如何交待？对我爱慕的那位女同学又将如何？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以往的生活琐事，一一浮上心头，神思恍惚，竟两次走岔了路。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在默默想心事，与平日吵吵闹闹的情形大不相同，好像大家都心意相通，互相怜惜，不再争吵了。熄灯号后，各人上床，今夜听不到鼾声，只听到辗转反侧声和轻轻的叹息声。我很想念从香港流亡到桂林的家。桂林于月前日军逼近时已疏散，现在父亲母亲不知流落何方？记得三年前我离家北上入学时，母亲再三叮嘱：“凡事以安全为第一”。我答应了，而今日却自动从军。我又想到在澳门读中学时，曾同学多年的何姓女同学，她原在粤北中山大学，现在粤北陷敌，她不知流落何处。当她知道我从军，她的心情如何？不幸我不能归来，她又会如何？她平日的形象，一一浮现脑际。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一次到澳门对岸的群山旅行，群山中有一道大水涧，水枯了，只露出一重一重被水冲刷得很光滑的大岩石，在几层岩石上面，由于水涧的两边长出绿树，枝叶交柯，织成一幅幽美的景色。同学们都畏石滑，不敢往上爬，我却敏捷地爬上岩石。她也希望上去看看，于是我又爬下来握住她的手，扶搀她爬上大石。这是我初次接触她纤纤玉手，她有点腼腆，但微笑接受我的帮助。她的浅笑，从此深深地烙入我的心中。我们爬上几层岩石然后下来，同学们看到我们时，都点头带一种怪异的微笑。这一夜，我又浮现出她那默许的浅笑。我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惆怅，一会儿又自责──男儿赴义，生死任之，何必婆婆妈妈！这一夜思潮起伏，辗转难眠。朦胧中起床号角已响，我觉得头很沉重，心很烦躁，须要洗个澡，于是匆匆披衣下山，直入浴室，放出由地下喷出的温泉水。洗澡后，心身比较舒畅，也不参加升旗礼，迳从浴室随着早餐号角入饭堂。我的好友张君与我同桌。他是我从桂林一道同来重庆的，平日交谊最深。今早，他的面色很凝重，偶然发一声轻叹。我们沉默不交一言，只低头吃粥。忽然，从操场上传来鼓声，扩音器播出某某同学参加青年军。我的情绪受到震动，一种正义的冲动非常强烈，觉得不能再犹豫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应在此刻决定。忽然，张君问我：“你从军？不从军？”

　　我抬头坚决的说：“从”。张君说：“我也从。”我们相视一笑，放下早餐的粥碗，直趋从军签名处，我拿起毛笔，在报名纸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张君也签了名，白纸上已有十几个名字，我也无暇细阅，只听得鼓声大作，扩音器中传出：“法政系三年级同学孙某某、张某某签名从军。”我掷笔抬头，感到此笔有如千斤之重，真真正正的“如掾巨笔”。名已签了，播音器中已播出了，不管前途如何，生死祸福，成败荣辱，都得接受，再不能有丝毫退缩。于是我的心豁然开朗，几日来所有的忧虑烦恼一扫而空，自觉得精神忽然挺拔起来，好像突破了躯体，顶天立地，成一巨人，情绪极庄严，又极洒脱，鄙视人世间一切得失荣辱。这种感觉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我的一位好友刘君气喘喘地跑来，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你从军了，好，好。祝你胜利归来。”我哈哈大笑说：“一定，一定。”好一声充满豪情而悲壮的笑声！

　　从军是决定了，不能有半点怀疑。我首先想到的是收拾自修室内的文件。政大有很多用竹织涂上白泥建成的教室，室内放置很多简陋的竹制桌椅，学生们常用作自修室。我平时选择了一间离讲堂最远的作为我的自修室，把四张竹桌围成一小方城，作为我的私人工作室，当时政大有不少有名教授，如萨孟武、赵兰平、梅仲协、胡长清等，他们的课我很用心听讲。课余，我大部分时间都躲在我的自修室看书，所以自修室成为我的私人地方。我把所有学校文件、笔记都存放在此。签名从军的当天，我把文件收拾好，分送给同学。又回宿舍，从储物室中把我仅有的藤箱取出，翻出一些几年前从香港逃难时带出来的衣物，与张君结伴到南温泉小镇去出卖。张君的物资比我丰富，他的老家仍在香港。他的父亲有时从香港汇来款项，所以三年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饭店补充营养，每次都是由张君付账的。南温泉小市镇有一种特别的战时商店──收购新旧杂物和代客人寄卖杂物。我们把衣物都现卖了，得价款就在南温泉的冠生园饭店大吃一顿。我记得那天要了一份最大的“轰炸东京”──把黄澄澄的锅巴放在盘底，然后浇以各种滚热的碎肉和肉汁，锅巴发出一种爆裂的声音。这道菜既美味又象征着轰炸日本东京以泄愤。

　　自从我们签名从军之后，从军的风气更形展开。几日之间，从军人数增至近二百人，有些同学认为政大应该加强从军运动，鼓吹全校从军，于是学生会的理事们酝酿提出“全校从军”的提案，并定期开全体学生大会表决。不愿从军的同学大加反对，可能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欲破坏“青年从军运动”而推波助澜，于是从军与反从军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双方都来游说于我，我理智上认为各人的家庭环境不同，强逼全校从军并不适当；但我在感情上却又同情“全校从军”的提议。过了几天，学生会在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我在开会前十分钟进入礼堂，当时我已感到气氛有点不平常。反对全校从军的同学占据礼堂四边四角的座位。赞同全校从军的同学大多坐在礼堂的中央。我估计，反对从军的同学人数好像多些。双方都神情紧张，虎视眈眈。大会开始了，学生会主席团邀请了几位老师讲话，全是说些激励同学从军报国的话，可见学生会是倾向通过全校从军案的。最后讲话的是萨孟武先生。萨先生是平日最得学生爱戴的老师，每堂讲课，因为听课的人太多，教室容不下，在门口、窗口外听讲的人常围了几重，鸦雀无声地静静听讲，而当天他凡是说些暗示鼓励同学从军的话时，即被反对从军的同学嘘呼之声打断。当嘘声起时，赞成从军同学即鼓掌，欲以掌声压倒嘘声；而嘘声越响，掌声又越大。于是嘘声与掌声完全破坏了会场的秩序。萨先生讲话完毕，大会主席即提出“全校从军案”，并宣布用举手表决，坐在礼堂中央的赞成者纷纷举手欢呼。主席未有仔细点算举手的人数，即宣布说“赞成者过半，提案通过”。于是赞成者欢呼离场。我也走出礼堂，礼堂内四角的反对者立即鼓噪说：“提案既未有附议者就迳付表决，不合程序，表示又未点算正反双方人数，不合法”。高呼要继续开会讨论。竟又立即产生出新主席团代替了原来学生会的主席团。离场的同学有人高呼：提案已通过了还继续开会的是“汉奸”，“汉奸”两字一出口，立即群情激动，有人主张再进入会场，但礼堂的大门忽然被关闭，无法进入，只有在门外破口大骂。于是双方隔门对骂。这事扰攘近一小时仍未能解决。“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本来是极庄严而有意义的事，竟变得如此荒唐。我觉得十分失望，不忍再看，独自步回宿舍，蒙头而睡。半夜听到有追逐叫骂声。明早，听说有人半夜溜走了，又有些人被打了。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披衣下山，走到平日升旗的大操场，只见人已群集，但不是举行升旗礼，而是把几个同学推上升旗的高台任人责骂，被骂的有两位是我平日敬重的同学。我心里十分难过。几日来兴奋与庄严的心境蒙上一层阴影，终日忐忑不安。

　　同宿舍有一位四川同学，姓黄，身体黑实而粗壮，夏天时喜欢上身赤膊。圆圆的脸，光头，架眼镜，平日常无端仰首哈哈大笑，忽而又喃喃自语，或点首微笑，好像别有会心。又喜欢教训人，讽刺人，毫不客气。同学们视他为狂生。他问我：“老孙，你从军了，前几天意态飞扬，很有行动勇气，近几天又为什么不开心？”我说：“一件很有意义、很庄严的事，却弄得如此荒唐，”他哈哈大笑说：“荒唐事，何地无之，何时无之，只要自己不荒唐就好。”我说：“自己怎样不荒唐？”他说：“良知是你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之光，你凭此而行，进退自如，都不荒唐。”我问：“你从军吗？”他说：“不从”。我说：“你不从军，不感到不安吗？”他又哈哈大笑说：“不从军为什么会不安，你太可笑了。难道中国不需要有知识的读书人了？你从军，光明磊落的去，十分可佩；我不从军，也光明磊落的留下，没有什么不安的。只要你真诚坦直，对民族有真正的抱负，就无所谓不安。你现在虽然签了名从军，如果觉得不妥，也可以不去的，只要发自自己的良知，不必管他人的俗见。你是不是不想去？”我说：“我怎会不想去，我当然去。”他说“那很好，我佩服你。你有真心，又有行动勇气，很可爱。就是稍嫌嫩了一点，多读些书吧，不要只读社会科学，现代各门社会科学都是未成熟的学问。”我哼了一声，不反驳他。他又说：“你知道王阳明吗？‘阳明思想’可以消解你今日为从军问题的烦恼。”我说：“老黄，你十分狂妄而骄傲啊。”他又仰天大笑说：“能骄傲狂妄也不错。不然，这世界太沉闷而庸俗了。”我虽然觉得他太狂而且轻视于我，但也实在佩服他。的确我佩服阳明，阳明能在艰难险阻、被各方毁谤中伤之时，仍保持心情平静开朗，可见他心中自有所操持。经老黄一言，我很想再读阳明的书。到图书馆借，借不到，要等。我很心急，于是趁着口袋还有卖衣服剩下的余钱，去重庆购书。不料《王文成公全书》很贵，买不起，后来在旧书摊上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王阳明》，一本《辛弃疾》。两位都是我平时心仪的人物，一位是悟入生命里层，开拓百世胸襟的思想家；一位是充满时代忧患感，才华盖世的民族英雄诗人。我的心情受这两位人物的慰抚，情绪渐渐平复，一心等待入伍了。

　　入伍定在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元旦。这时距元旦还有一段时间，一些从了军而平时爱好平剧的同学，组织了一队临时的平剧宣传队到附近市镇宣传。我对平剧一无所知，但仍然参加宣传队。我觉得在学校读书虽然重要，但到底与漫天风火的大时代仍有点隔离，参加了宣传队，好像精神上与抗战更接近些。在队里，我只能做些抬戏服、搬台椅等打杂工作。也学唱了一二段平剧。从军的全是男同学，但演剧不能没有女角，于是又邀了些校内、校外热心的女孩子参加。当时从军的情绪很热烈，有些十二、三岁的小妹妹也加入宣传队。有一位十二岁的小妹妹姓郑很热心，随她姐姐加入宣传队帮忙。

　　宣传队在重庆附近的小镇演出，剧目大多是杨家将的故事。当宣传队经过江津时，见到两幕感人的故事很可以表现抗战时大后方一般人的心态。

　　有一次在江津举行献捐大会。大会在广场上搭了一座献捐台。把当地的富商都邀请上台上坐，台下站着近万人。主席慷慨陈词之后，商人虽然解囊，但捐款并不多，主席说：“让我们跪下恳求诸位先生大力解囊吧”！果然，台下万人一齐下跪，黑压压一片，更有些人痛哭。台上的商人被感动了，纷纷大力捐输，有人把地契也献上了，这次募捐结果十分成功。

　　又有一件事：战时物资缺乏，有些不肖商人竟也囤积粮食以居奇，于是有人撰了一首诗“你这个坏东西”的歌。讽刺囤积居奇的奸商。有一天，江津有一家粮食店高抬粮价，这时店门外聚了一群愤愤不平的人在起哄。店主把店门关了。门外的人齐唱那首歌，一时歌声激越：

“你这个坏东西， 只管发财肥自己， 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坏东西，坏东西， 真是该枪毙……”

　　不一会儿店门忽然打开，一位青年出来，高声宣布：“本店内一切货品照原价五折出售。”群情大喜，把粮食都买光了。有人说这青年正是这店家的少东。

　　我不懂平剧，但会些抗战歌曲，我常在小镇街上低声唱抗战歌曲，一会儿必有行人跟着齐唱，我们会心地点头，齐唱的歌声渐渐响亮，自然又有人加入齐唱，先而四五人，继而七八人，结果常常歌声满街。这是抗战时常见的现象。

　　入伍的时间转眼逼近，宣传队很快便结束。教务处要举行一次考试，以便将来胜利归来返校复学时有成绩可据，但从军同学们的学系、年级和所修课目大多不相同，而且日期迫近，考试的安排很不容易，只好在大礼堂举行一次混合式的考试。由各课教授出考题，每考生同时参加多种课程考试。如入学考试一样，各系学生杂坐，以防作弊。又派几十位训导员和教官监考。我需要同时考五门功课。当我收到一大叠试题，正不知从何处下笔之际，忽然有一位同学站起来高声说：“各位从军同学，我们投笔从戎，上战场杀敌，保卫祖国，一切都是我们自动、自主、自发的。我窍嘈沤袢崭魑淮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