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报刊发行硬性摊派*
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并公布了党政报刊治理实施细则，其中包括中央党政部门主管、主办的报刊要实行人员、财务和发行的管办三分离；大幅度裁减中央部门和省级报刊，中央一级部门只办一份报，省级只管一报一刊，市级只保留一报，县级报刊基本停办；加强治理报刊发行摊派行为，减轻基层和农民的负担；改变报刊市场散乱现状，杜绝用行政权力推派广告，以及税收的跑冒滴漏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
*媒体改革市场化一小步*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认为，减少党政主管主办的报刊是中国媒体改革和市场化的一个进步。蔡咏梅说：“我觉得这是朝向民塑报的第一步。党对于国家的传媒控制少了，民间的自由的新闻媒体就会发展壮大。等于就像中国大陆的经济一样，国营企业萎缩之后，空间就会给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去占领。所以，中国的新闻要自由，要独立的话，慢慢是朝着民塑报去发展。”
香港苹果日报中国版主任潘小涛认为，这次党政报刊治理和改革，既是媒体改革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发展方向。他说：“这是改革整个中国媒体的其中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开始， 切入点是比较好的。将来的话很可能是一半媒体或者是更多的媒体要被淘汰。很可能是中国所谓的走向舆论监督，起码是对底层官员舆论监督的第一步。”
*形势逼人无奈改革*
不过，北京独立撰稿人刘晓波认为，这次党政报刊治理和改革是迫于各种因素，不得已而为之。他说：“实际上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调整。一方面中国进入WTO，有一种外来的压力，要求媒体市场开放，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大陆民间自发的压力。其实，民间的、自发的介入媒体，无论是行业外资金，还是媒体在这种导向上的民间化的取向，是中共已经控制不了的。”
刘晓波指出，在中外合力的压力下，中共对媒体的垄断，已经因党政报刊发行量连年萎缩和亏损，致使财政不堪重负。而且，党政主管、主办报刊长期以来采用强制性、行政性的压制和权力来发行的作法，不仅招致了老百姓的怨恨，甚至党员，基层部门也对假大空式的官方报刊内容颇有微词，怨声载道。不过，刘晓波也承认，报刊改革是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务实和亲民路线的一部份。同时，他说，中共在不得不改，而且对民间进入媒体的现状又控制不了的情况下，与其以巨额财政支出去支撑舆论导向效果甚微的党政报刊，不如主动采取规范化的措施来管理，这样做反而会有利于中共的执政。
*减轻财政压力解除农民负担*
香港苹果日报中国版主任潘小涛说，此次媒体改革不仅能压缩不必要的媒体，减少资源的浪费，更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说，据了解，农民每年报刊的摊派费用要几十元人民币。 潘小涛认为，如果完全运用市场机制来发行这些报刊，其中很多都会关闭或停办。但是，正因为基层和农民被强迫征订，才养活了这些本应破产和淘汰的报刊。 他预计，这次整顿和治理将至少使数百种报刊停办。
*并非增加新闻自由*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指出，尽管中国大陆报刊整顿和治理客观上有利于新闻自由，但目的不是促进新闻自由。中共宣传部最近严令禁止报导周正毅案，萨斯反思等敏感话题，就充份说明了这一点。蔡咏梅说：“我只是说客观上有利于新闻自由，但并不是说目的是促进新闻自由，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不想放松对传媒的控制。我估计，轻松的，不敏感的就放松，严肃的问题，他们认为原则的问题，一样抓紧。比如说，涉及23条的问题，都是跟中宣部和上面的领导一致的，只不过是其它的社会问题，其它不关痛痒的问题，就可以尽情发挥。非敏感的问题可以放开，但是就是不开党禁，不开报禁，什么禁都开。”
*“擦边球”开拓言论空间*
北京独立撰稿人刘晓波认为，报刊媒体改革的目的虽然不是促进中国大陆新闻媒体的自由程度，但是，一旦民间资本进入媒体，这些民间媒体为了满足读者和市场的要求，就会以各种试探性，打“擦边球”的方式，一厘米，一厘米地拓展并加大民间言论的空间。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也认为，过去十多年媒体的发展表明，官方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萎缩，民间媒体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壮大。
在谈到中国媒体改革的发展方向时，北京自由撰稿人刘晓波说，今后中国媒体改革方向是在制度上给予民间自由办媒体的权利。刘晓波说：“我称为民间化、自由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新闻自由改革，关键不在于媒体说什么，而在于民间在经济上有没有独立的、合法的发言平台。假如民间有了一份纯粹民塑的刊物，如果说一份报纸可以合法存在的话，即使它发出的声音是拥护当局的，它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变化的意义也要比在党的管制下的媒体发出的批评当局的声音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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