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与失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愈来愈多。胡锦涛“七一”讲话以前，连中国大陆的舆论界也给胡锦涛的政治改革造势，《求是》杂志一篇有关党内政治改革的文章引出了人们诸多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联想。但是，胡锦涛的“七一”讲话根本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强调政治改革，而是强调继承遗产。这种结局并没有挫伤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之后，人们的焦点从党内改革转移到了宪政改革，因为高层已经组成了一个修宪领导小组，正在进行修宪的准备工作。

　　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总会有的，特别是那些还怀有民主理想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在实践层面，人们的期望愈大，结果失望也会愈大。

　　执政党现在强调与时俱进，中国的宪法当然也要跟进。实际上，这也是党主导宪法的直接证据之一，国家宪法要跟着党章变化。一句话，执政党要生存，没法不变。所有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话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然而，这种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否是理想主义者所梦想的为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就大有疑问了。

异见团体几无生存机会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外叁条途径，即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这叁条途径或许会最终导致中国的民主化，但问题是这叁条途径或者其中之一是否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执政党如果全力推动这些方面的民主哪怕只是其中一方面的民主，那毵谑步デ綝政治就会有希望。但如果执政党做这样那样的所谓的民主化的努力，只是为了执政党自己的利益，民主化只会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迄今为止所能得出的结论会是悲观的。

　　先从社会民主来说，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地方民主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地方民主已经发展了十多年，很多人早就希望民主能够从村一级提升到乡镇一级。但是这种希望还没有实现。尽管有些自下而上的乡镇选举的试验，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还是“非法”的。因为地方民主给执政党在基层的统治带来了冲击，执政党很难有动力把选举从村一级提到道乡镇一级。在市民社会方面，尽管中国已经发展出了无数的社团，但能够对当局造成挑战的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几乎没有任何生存机会。任何社团一旦具有了向当局挑战的性质，无一没有被取消的。

　　党内民主的目标更是明确。党内民主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社会民主的道路容易产生党外挑战力量，最终有可能失去政治上的控制。所以，社会民主走了一段路，就停止了。执政党提出党内民主就是为了避免社会民主的“消极面”。执政党现在有六千六百多万党员，如果让这部分人先享受真正民主的权力，也不失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问题是党内是否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重要领导如政治局委员可以让党员选举吗？党内的不同利益可以正式化吗？党内不同领导人可以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吗？这些问题不是可以轻易得到回答的，更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根据现在的设想，如建立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所谓党内的民主改革可能只会导致一个在政府机构之外的庞大的执政党“官僚机构”，增添党政关系的复杂性，而非导致人们所期望的民主化。

宪法沦为一纸空文

　　宪政民主从理论说应当是一个稳健的选择。世界上有很多宪政民主成功的例子。现在执政党提倡修改宪法，是为了宪法之上，连执政党也要服从宪法？答案可能不是那鞠嶂贑不能说中国的宪法此前没有与时俱进，中国的宪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大多数民主社会下公民应该享受的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等等。但实际上，人民是没有这些权利的。简单地说，中国的政治实践从来就和宪法不相干，或者说宪法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被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说，执政党如果不去实践宪法所规定的人民的权利，宪法修改得最好，也没有什球錌。

　　已经有的东西不去实行，现在提倡再修改宪法，为什么完全是政治所致。上面已经提到，中国的宪法跟着党章走。每开一次党代会，总会提出修改宪法。宪法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是政治稳定的最后归宿。如果宪法跟着党章走，这不是宪法，政治的稳定也无从谈起。现在中国是一党执政，如果以后变成多党了，一个政党一执政就要修改宪法，不知道一年要修改多少次。

　　更为要紧的是修改宪法包含有领导人的动机。中国的宪法往往和政治领导人的个人意图联名的，有毛泽东宪法、四人帮宪法、华国锋宪法、邓小平宪法等等。每一个领导人总想名留千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宪法来“认可”自己，什毵赢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都是这种行为的表现。既然在宪法上有邓小平理论，为什毵讪詉以再把第叁代领导人的“叁个代表”理论放进去呢？这可能是这次修宪的最直接的动机，这样的动机是不可以用民主化这个冠冕堂皇的概念来掩饰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